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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真话集》的写作背景
[第1楼 PID1754] 2007-08-07 19:08 fhtkrinda 写道:
巴金《真话集》的写作背景
[第2楼 PID1754] 2012-08-20 19:27 Robot :
巴金《真话集》的写作背景 相关
[第3楼 PID1755] 2007-08-07 19:08 巧眉 写道:
1986年6月19日，巴金写作《二十年前》这篇文章时说：“‘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的一件大事，忘记不了……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我当时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
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巴金的朋友、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作家、翻译家，如叶以群、老舍、傅雷……一个个被逼致死。比他小13岁的爱妻萧珊也因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英年早逝。“文革”十年成了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一重提就“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
巴金在1986年7月29日《随想录》最后一篇《后记》中说：“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同时，巴金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后记》中也曾十分坦诚地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总括来说，促动巴金年老多病仍然坚持八年写出150篇《随想录》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一、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做人的权利的噩梦般的经历和遭遇；二、许多亲朋好友以至爱妻非正常死亡，过早地离他而去；三、进入老年后，对社会、历史深刻的反思。怀着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的爱，希望将来不再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的吹拂和鼓舞下，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坚持讲出自己心里的真话，偿还积蓄在心灵上的欠债。
二
1978年12月1日，早已迈过古稀之年的巴金，开始了有周密计划的《随想录》的写作。
早在1977年巴金就连续写出了《一封信》、《第二次解放》等散文，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密切关注。其中，有一位特别关注他的先生名叫潘际 ，那是早在1945年就与他认识并曾密切合作过的朋友。
不久，潘先生离开了下放劳动的北京市自来水公司，重新回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园》。很快，他就给巴金写信约稿。巴金为其写了《谈〈望乡〉》、《再谈〈望乡〉》两篇文章。
巴金当时还在努力完成自己的一个夙愿：翻译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巴金多年来深爱这部作品。此时，他从赫尔岑这部作品的内容及题目上受到启示，又看到《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常发专栏文章，便想以《随想录》作为专栏题目连续写作发表。潘际 得知巴金的想法当然非常高兴，立刻表示同意。于是，两位老朋友亲密合作，巴金《随想录》专栏的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一篇接着一篇地刊载问世了。
当巴金的《随想录》写作并发表已有30篇，第一集在1979年8月11日刚刚编成，准备先在香港出版的时候，我奉命出差宁沪组稿，接受社长严文井等领导的委托，在上海巴金的家里第一次正式拜访了他。
我是9月24日从苏州抵达上海的，住在上海出版局招待所。26日，我到巨鹿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在同楼的《收获》编辑部里见到巴老的女儿李小林，我向她表示想去看望巴老。她电话联系好以后，我即去了武康路巴老的家里。
“文革”前，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文艺报》编辑部工作，曾多次见过巴金。就在一年前，巴金来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理事扩大会，我是大会宣传组工作人员，在宾馆里也看望过他。巴金待人温和、诚恳，性格坚定、刚强，不健谈，但很务实并且办事认真，这些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家庭拜访，也没有什么客套话。我向他转达了严文井、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等同志的问候，并说明约稿的意图后，他就和我直截了当地谈到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主要谈了三个方面：一是我们约他写出国访问的散文，他准备写好后，在10月底到北京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时带去。二是他准备写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已开始写，争取1980年写完。他颇为激动地说：“我要写出来，即使现在不能出版，等我死了以后再出。但我要讲真话。”我反复说道：文井、君宜同志都特别嘱咐过，小说写好请一定给我们出版。他轻轻地点着头：等写完再说。三是他着重谈到《随想录》的写作计划，准备写5本，30篇一本，大约一年一本，写到80岁。他答应每年编出一集，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两地同时印行。
巴老写作《随想录》的坚定决心和充沛感情，他的博大胸怀和深沉的爱，在这次亲切的交谈中都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们社里很快拿到了巴金《随想录》第一集，并于1980年6月正式出版。
三
一石击起千层浪。
巴金几十篇《随想录》的连续发表和香港、北京两地的相继出版，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响，有热烈肯定的赞誉之声，也有不少批评与议论之语。
巴金身边工作人员陆正伟著文说：“在《大公报》上连载才十多篇时，就有各类叽叽喳喳声传入了他的耳中，有人说巴老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有朋友从北京来信告诉：有人要对他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说他坚持‘不同政见’……”(见《<随想录>的发表与潘际 》)
巴金在《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后记》中也提到过：“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大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
年老多病的巴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着《随想录》的艰苦写作，并坚持一篇一篇地奉献给读者。同时，1981年上半年，他还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下半年又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席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不久，12月中旬，他本来患有帕金森等疾病，又加上感冒，身体多有不适。但是，为了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会议，他还是让女儿李小林陪同，急忙赶到了北京。
那是12月17日的上午，北京正下着茫茫大雪。我和社里当时的副总编辑屠岸及《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季涤尘一道，带着刚刚出版的《随想录》第二集压膜本新书去看他。他当时住在东城区北新桥三条华侨饭店131房间。
我们进到巴老的房间，他在女儿的扶持下缓缓地站起来欢迎我们。他感冒还未痊愈，更显消瘦而憔悴，但他精神尚好。他看到我们带去的新书，一边翻开书页，一边兴奋地说：“我还有九本书，都还要想办法完成。”说话时声音响亮，充满自信。我看着这位已满77岁高龄、人们尊敬的老作家，此时他的满头银发恰与窗外的皑皑大雪相映生辉
《随想录》的责编问起第三集的进展情况，巴老的语调有些沉缓下来，看似平静又颇不平静地说起前不久的遭遇。原来写完第72篇《怀念鲁迅先生》(7月底)，寄到香港《大公报》，当时副刊主编潘际 在北京，而在香港的负责人听到北京某个大人物一个讲话，大人物主张不要写“文化大革命”，于是，那位负责人便自做主张把“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文章被删改时，巴老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听到朋友说起，他才知道被“指令”删除的事。巴老对此事感到非常愤慨，决定搁笔，停止写作《随想录》，对无理删改表示抗议。他一连写了三封信，寄给香港的潘际 ，说：“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并严正指出：“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同时表示“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老将文章在9月25日上海出版的《收获》第5期上原文刊出，并于11月下旬奋笔写出随笔第73篇《“鹰的歌”》(当时未在报刊发表，后来收入《随想录》第三集)。他如实记述了有关情况，并且说：“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讲不出话，我疑心在做梦，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一拳。”——好像“文革”十年似的？！巴老同时还写道：“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随想’。”他仍然一篇接一篇地奋力写下去，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鹰”一样，“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依然勇敢、坚强地展翅飞翔，那高飞的鹰“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
我们见到巴老时，他刚写完《“鹰的歌”》不久，显然，巴老经过反复思考，已经有了成熟而冷静的想法，对于继续完成《随想录》的计划也有了新的打算。因此，当时他相当平静地对我们谈到文章被删的事情：“这也难怪他们。他们听到什么人说过些什么，害怕出麻烦，所以删掉了。其实可以不必删的。《收获》后来发表就没有删嘛。”言谈间，巴老对具体经手人的为难之处是理解的。
在这次拜访巴金之后，我再次认真阅读了我社已出版的《随想录》第一、二集。我被巴老的人格力量和他那年老体衰仍顽强战斗、坚持真理的精神深深感动。我用了几天时间疾笔抒写了一篇“访巴金随笔”：《“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送给广州的报纸发表。文章真诚地写下了我对《随想录》及巴老真金一般美好而纯洁的心灵，及他对人民对祖国的伟大、崇高精神的衷心赞美和肯定。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潘际炯还是同过去一样，继续向巴老索稿。巴老一贯看重友情。此时，一方面碍于友情，一方面也为了保持住这个战斗的场地，到1982年初他又陆续给潘先生寄去《随想录》后面的文字。这又一次表明巴老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
种种的干扰与病痛，意外的摔伤骨折和疾病必需的手术等等，使这位耄耋老人在接连不断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手越来越抖，写字越来越吃力，但他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和勇敢的精神，经历7年零8个月(1978.12.1—1986.7.29)的日日夜夜，圆满完成了共五集《随想录》的写作。
由于巴金文章中不断涉及一些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相当敏感的话题，如“文化大革命”，如赵丹“遗言”，如“无为而治”等等，社会上曾议论纷纷。在某些极左思想影响下，一些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发生过或大或小的风波。因此，《随想录》在北京出版时，具体经手的编辑不免要将有关问题提请领导再慎重考虑考虑。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负责人严文井非常明确地表示：“巴老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出。巴老不改，我们也一个字不改。”从而使这部具有划时代价值和意义的《随想录》得以以其本来面目出版。
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巴金的朋友、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作家、翻译家，如叶以群、老舍、傅雷……一个个被逼致死。比他小13岁的爱妻萧珊也因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英年早逝。“文革”十年成了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一重提就“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
巴金在1986年7月29日《随想录》最后一篇《后记》中说：“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同时，巴金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后记》中也曾十分坦诚地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总括来说，促动巴金年老多病仍然坚持八年写出150篇《随想录》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一、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做人的权利的噩梦般的经历和遭遇；二、许多亲朋好友以至爱妻非正常死亡，过早地离他而去；三、进入老年后，对社会、历史深刻的反思。怀着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的爱，希望将来不再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的吹拂和鼓舞下，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坚持讲出自己心里的真话，偿还积蓄在心灵上的欠债。
二
1978年12月1日，早已迈过古稀之年的巴金，开始了有周密计划的《随想录》的写作。
早在1977年巴金就连续写出了《一封信》、《第二次解放》等散文，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密切关注。其中，有一位特别关注他的先生名叫潘际 ，那是早在1945年就与他认识并曾密切合作过的朋友。
不久，潘先生离开了下放劳动的北京市自来水公司，重新回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园》。很快，他就给巴金写信约稿。巴金为其写了《谈〈望乡〉》、《再谈〈望乡〉》两篇文章。
巴金当时还在努力完成自己的一个夙愿：翻译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巴金多年来深爱这部作品。此时，他从赫尔岑这部作品的内容及题目上受到启示，又看到《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常发专栏文章，便想以《随想录》作为专栏题目连续写作发表。潘际 得知巴金的想法当然非常高兴，立刻表示同意。于是，两位老朋友亲密合作，巴金《随想录》专栏的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一篇接着一篇地刊载问世了。
当巴金的《随想录》写作并发表已有30篇，第一集在1979年8月11日刚刚编成，准备先在香港出版的时候，我奉命出差宁沪组稿，接受社长严文井等领导的委托，在上海巴金的家里第一次正式拜访了他。
我是9月24日从苏州抵达上海的，住在上海出版局招待所。26日，我到巨鹿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在同楼的《收获》编辑部里见到巴老的女儿李小林，我向她表示想去看望巴老。她电话联系好以后，我即去了武康路巴老的家里。
“文革”前，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文艺报》编辑部工作，曾多次见过巴金。就在一年前，巴金来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理事扩大会，我是大会宣传组工作人员，在宾馆里也看望过他。巴金待人温和、诚恳，性格坚定、刚强，不健谈，但很务实并且办事认真，这些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家庭拜访，也没有什么客套话。我向他转达了严文井、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等同志的问候，并说明约稿的意图后，他就和我直截了当地谈到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主要谈了三个方面：一是我们约他写出国访问的散文，他准备写好后，在10月底到北京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时带去。二是他准备写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已开始写，争取1980年写完。他颇为激动地说：“我要写出来，即使现在不能出版，等我死了以后再出。但我要讲真话。”我反复说道：文井、君宜同志都特别嘱咐过，小说写好请一定给我们出版。他轻轻地点着头：等写完再说。三是他着重谈到《随想录》的写作计划，准备写5本，30篇一本，大约一年一本，写到80岁。他答应每年编出一集，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两地同时印行。
巴老写作《随想录》的坚定决心和充沛感情，他的博大胸怀和深沉的爱，在这次亲切的交谈中都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们社里很快拿到了巴金《随想录》第一集，并于1980年6月正式出版。
三
一石击起千层浪。
巴金几十篇《随想录》的连续发表和香港、北京两地的相继出版，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响，有热烈肯定的赞誉之声，也有不少批评与议论之语。
巴金身边工作人员陆正伟著文说：“在《大公报》上连载才十多篇时，就有各类叽叽喳喳声传入了他的耳中，有人说巴老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有朋友从北京来信告诉：有人要对他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说他坚持‘不同政见’……”(见《<随想录>的发表与潘际 》)
巴金在《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后记》中也提到过：“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大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
年老多病的巴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着《随想录》的艰苦写作，并坚持一篇一篇地奉献给读者。同时，1981年上半年，他还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下半年又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席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不久，12月中旬，他本来患有帕金森等疾病，又加上感冒，身体多有不适。但是，为了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会议，他还是让女儿李小林陪同，急忙赶到了北京。
那是12月17日的上午，北京正下着茫茫大雪。我和社里当时的副总编辑屠岸及《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季涤尘一道，带着刚刚出版的《随想录》第二集压膜本新书去看他。他当时住在东城区北新桥三条华侨饭店131房间。
我们进到巴老的房间，他在女儿的扶持下缓缓地站起来欢迎我们。他感冒还未痊愈，更显消瘦而憔悴，但他精神尚好。他看到我们带去的新书，一边翻开书页，一边兴奋地说：“我还有九本书，都还要想办法完成。”说话时声音响亮，充满自信。我看着这位已满77岁高龄、人们尊敬的老作家，此时他的满头银发恰与窗外的皑皑大雪相映生辉
《随想录》的责编问起第三集的进展情况，巴老的语调有些沉缓下来，看似平静又颇不平静地说起前不久的遭遇。原来写完第72篇《怀念鲁迅先生》(7月底)，寄到香港《大公报》，当时副刊主编潘际 在北京，而在香港的负责人听到北京某个大人物一个讲话，大人物主张不要写“文化大革命”，于是，那位负责人便自做主张把“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文章被删改时，巴老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听到朋友说起，他才知道被“指令”删除的事。巴老对此事感到非常愤慨，决定搁笔，停止写作《随想录》，对无理删改表示抗议。他一连写了三封信，寄给香港的潘际 ，说：“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并严正指出：“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同时表示“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老将文章在9月25日上海出版的《收获》第5期上原文刊出，并于11月下旬奋笔写出随笔第73篇《“鹰的歌”》(当时未在报刊发表，后来收入《随想录》第三集)。他如实记述了有关情况，并且说：“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讲不出话，我疑心在做梦，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一拳。”——好像“文革”十年似的？！巴老同时还写道：“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随想’。”他仍然一篇接一篇地奋力写下去，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鹰”一样，“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依然勇敢、坚强地展翅飞翔，那高飞的鹰“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
我们见到巴老时，他刚写完《“鹰的歌”》不久，显然，巴老经过反复思考，已经有了成熟而冷静的想法，对于继续完成《随想录》的计划也有了新的打算。因此，当时他相当平静地对我们谈到文章被删的事情：“这也难怪他们。他们听到什么人说过些什么，害怕出麻烦，所以删掉了。其实可以不必删的。《收获》后来发表就没有删嘛。”言谈间，巴老对具体经手人的为难之处是理解的。
在这次拜访巴金之后，我再次认真阅读了我社已出版的《随想录》第一、二集。我被巴老的人格力量和他那年老体衰仍顽强战斗、坚持真理的精神深深感动。我用了几天时间疾笔抒写了一篇“访巴金随笔”：《“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送给广州的报纸发表。文章真诚地写下了我对《随想录》及巴老真金一般美好而纯洁的心灵，及他对人民对祖国的伟大、崇高精神的衷心赞美和肯定。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潘际炯还是同过去一样，继续向巴老索稿。巴老一贯看重友情。此时，一方面碍于友情，一方面也为了保持住这个战斗的场地，到1982年初他又陆续给潘先生寄去《随想录》后面的文字。这又一次表明巴老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
种种的干扰与病痛，意外的摔伤骨折和疾病必需的手术等等，使这位耄耋老人在接连不断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手越来越抖，写字越来越吃力，但他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和勇敢的精神，经历7年零8个月(1978.12.1—1986.7.29)的日日夜夜，圆满完成了共五集《随想录》的写作。
由于巴金文章中不断涉及一些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相当敏感的话题，如“文化大革命”，如赵丹“遗言”，如“无为而治”等等，社会上曾议论纷纷。在某些极左思想影响下，一些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发生过或大或小的风波。因此，《随想录》在北京出版时，具体经手的编辑不免要将有关问题提请领导再慎重考虑考虑。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负责人严文井非常明确地表示：“巴老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出。巴老不改，我们也一个字不改。”从而使这部具有划时代价值和意义的《随想录》得以以其本来面目出版。
[第4楼 PID1756] 2007-08-07 19:08 911 写道:
《随想录》第三集编成，收《随想》三十篇，我也给这一集起了一个名字：《真话》。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人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
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决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读者有读者的看法。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我的《文集》，我的《选集》，都是我的脚印。我无法揩掉这些过去的痕迹，别人也不能将它们一下子涂掉。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人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
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决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读者有读者的看法。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我的《文集》，我的《选集》，都是我的脚印。我无法揩掉这些过去的痕迹，别人也不能将它们一下子涂掉。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第5楼 PID1757] 2007-08-07 19:08 yuanml63 写道:
巴金《真话集》又称《随想录》。
《随想录》版本之多，印数之大，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绝无仅有。” 日前在杭州举行的巴金《随想录》出版２０周年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存光说，它创造了当代文学出版史上的奇迹。
从１９７８年起，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随想录》，全部１５０篇，至１９８６年刊完，并从１９８０年６月开始陆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分５集出版，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到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全部出齐。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年来，《随想录》的国内版本已达１３种，还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流传海外。而今年１０月韩国的一家出版社又出版了韩文版的《随想录》选集。
巴金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的线装本《随想录》后记中，称“这将是版本的第１０种”。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巴金随想录》手稿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版《随想录》配图版。可见，《随想录》的版本，至少已经有１３种。
历时２０年，《随想录》在读者心中的分量一如既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随想录》单行本最初十年间平均印数超过１３万册，最高的《真话集》累计印数达到１５．３万册，其后出版的各种合订本共发行２．３万册，２００６年５月的配图版仅半年就发行了１．５万册。而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随想录》２个月内销售１０万册，目前已达１３万册。
《随想录》版本之多，印数之大，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绝无仅有。” 日前在杭州举行的巴金《随想录》出版２０周年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存光说，它创造了当代文学出版史上的奇迹。
从１９７８年起，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随想录》，全部１５０篇，至１９８６年刊完，并从１９８０年６月开始陆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分５集出版，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到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全部出齐。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年来，《随想录》的国内版本已达１３种，还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流传海外。而今年１０月韩国的一家出版社又出版了韩文版的《随想录》选集。
巴金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的线装本《随想录》后记中，称“这将是版本的第１０种”。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巴金随想录》手稿本，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版《随想录》配图版。可见，《随想录》的版本，至少已经有１３种。
历时２０年，《随想录》在读者心中的分量一如既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随想录》单行本最初十年间平均印数超过１３万册，最高的《真话集》累计印数达到１５．３万册，其后出版的各种合订本共发行２．３万册，２００６年５月的配图版仅半年就发行了１．５万册。而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随想录》２个月内销售１０万册，目前已达１３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