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造小车”的报道

[第1楼 PID3700] 2008-05-14 12:39 牛肉面 写道:

“大厂造小车”的报道

　　联合会是学国外以协会的形式来领导工业的一种改革尝试。汽车联合会首任理事长是陈祖涛。通过参加这个会，我跟汽车界的领导人都建立了联系，他们都很欢迎我。

　　联合会成立后，我跑的第一个厂家是谁，现在记不清楚了，但第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就是上海　　联合会成立后，我跑的第一个厂家是谁，现在记不清楚了，但第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就是上海桑塔纳国产化记事这篇文章。文章出来后，朱镕基市长很满意，上海汽车界人士都很满意，认为是《人民日报》在关键时刻有力地支持了他们。

　　就这样闯入了汽车圈。不久，我报道的下一个重点转向了“大厂造小车”。这个观点是当时的一汽厂厂长耿昭杰提出来的。提这个观点的本意是想跟上海争轿车项目。当时一汽、二汽都看不起上海，他们问：“你们上海怎么搞轿车呢？轿车只有我们一汽、二汽才能搞。”而我写报道的本意则在鼓励竞争，形成竞争机制。

　　当时中央的精神是，全国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力量，搞好一两家规模大的汽车工业，这个思路是对的。但上海不买帐。上海方面说，我们可以搞上海牌，也可以造出当代先进水平的轿车桑塔纳。桑塔纳项目成立后，一汽跟着就搞了个捷达。二汽的富康而后也上马，天下三分鼎立的良性竞争局面形成。

　　我是上海人，但并不是我的上海情结让我支持上海人。上海的技术力量确实很雄厚，他们也争气，尽管老大老二都看不起上汽，但他们的确干得很出色。

　　我跑汽车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希望在别克》。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呢？采访汽车十余年，我仍然觉得中国汽车质量不够稳定，一些技术难关久攻不下，远非那么尽善尽美，但上世纪末在上海采访上海通用时，工程师们告诉我，上海造的别克比美国本土造的质量还高。

　　我对此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我向工程技术人员，向老师傅，向各方专家反复求证，最后见到墨菲时，我就问：“真是这样吗？”

　　墨菲当时是通用(中国)的CEO，他非常肯定地对我说：“绝对是这样。在中国生产的这个型号的别克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质量都要高。”然后向我提供了一大串数据。我想，中国汽车有戏了。

　　在这之前我采访过许多国内企业的老总。我问：“你们老说质量怎么好、怎么好，但车门一关就看得出来，接缝不在同一个平面上，而且生产出来的汽车还漏油，如何解决呢？” 老总们不无愧色地承认：“我们也下力气抓质量，但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而今天我终于砍刀“Made In China”的产品甚至超越了合资公司的本土产品，我就觉得中国汽车大有希望了。

　　采访汽车这些年，我对德国人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印象深刻。我对德国汽车存有敬畏之心。美国车看着大气漂亮，但要讲安全和皮实，还是德国车。不知道你跑汽车有几年了？我女儿买的第一辆车是富康，当时我让她买德国车，她不听我的话。她喜欢法国设计的“一滴水”的造型，第一辆富康在二汽下线时，我带她去参观了庆祝仪式，她那时就说等长大了她要买这个车。前不久换车，她换了别克。她说，美国车SMART，女孩子讲究外观的美。

　　我今年82岁了，不能再开车。如果我能开车我就买德国车。我当记者部主任时鼓励记者只要有条件就学开车，那时我50多岁，本来还可以学车，但一直没时间。等我退下来，60岁的人不能考驾照，再等到驾校放宽条件将年龄延长到70岁，那时我又已经过了70。看来我与轿车是无缘的了。 断档22年

　　要说我个人的历史，三句话可以概括：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半生坎坷，晚来夕阳红。我原先主要从事政治和文艺报道，这两者是我的长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后来是干了我不熟悉的行业。10年后，我对汽车仍然是个外行。

　　我学过美术，在上海美专学习时就梦想将来当一名画家，结果事与愿违。书没念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进了租界，我就离开上海。怀着一腔抗战救国的热忱，参加了新四军，当年19岁。

　　现在看来，我与文艺的确没缘份。我去的那个解放区当时办了份画报，我想去画画，又“看不起”战士连环画，就进了师部办的《大江报》，去做了记者。几年后《大江报》撤销，我就从华中到山东。解放后，几个革命大区撤销，我从武汉到了北京，从《长江日报》调入《人民日报》。

　　我在《长江日报》和《人民日报》都从事政治和文艺方面的报道。大概是1956、1957年，正是中国文艺百花齐放的一年，许多思想都开放了，当时北京开禁了一些戏曲，其中上演了一部戏，主要描写女性思春，写得很大胆，从正人君子的角度看，不太好，不应该那么露骨，而用现在的眼光看，那只是人性的艺术再现。

　　当时文化部部长夏衍和我们报社领导都看了这部戏，对戏评价很高。我想既然领导都说好，就写了两张名片合起来那么大的一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上。怎么写的想不起来了，主要是对演出给予颂扬与肯定。而不久这出戏被判定为“毒草”。从那篇小新闻开始，再加上后来的一些文艺报道，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并被迫离开《人民日报》。

　　这一走就是22年，整整断档22年啊，等我再回去就物是人非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回报社，我坚持再做记者就不能再沾文艺和政治的边，所以我选择了最陌生的经济报道，目的就是远离文艺和政治。不过，因为跑过文艺，我的报道方式跟其他专门跑经济报道的记者不同，更注重可读性，所以我写的报道有很多人喜欢看。

　　你们上期口述历史孙敏提到了我。那年我采访孙敏时，他知道我喜欢画，就送了一套《八大山人》画集给我，很珍贵，我还一直珍藏着。他现在也七十好几了吧？他住在哪里？他确实是个人才。我很想去看看他，但我腿脚不方便了，你帮我捎句话给他，说我想念他。

　　那22年我都在劳改，各种方式的劳动改造。带上帽子叫右派，摘了帽子叫摘帽右派。我被下放到过内蒙古，到过唐山的柏各庄农场，回上海老家当过营业员。被打成右派时，我很遗憾有两件事没做成，这都跟汽车无关了。一是我当营业员后，站了十几年的柜台，在最基层的供销社里卖酱油、醋和香烟等。这期间，我没停止过读书看报。我就要求去药店，想学中医。

　　但一件小事打消了我的念头。一次有个病人来药店抓药，给他开处方的大夫是个“反革命分子”，按照规定，他的药我们不能抓。这件事让我深受刺激，我想，我是“右派”身份，即使学出来了，我开的处方也不能抓药，所以就放弃了，现在想起来挺后悔。

　　二是我对英文很感兴趣，我的英文基础不错，就想自学英语从事文学翻译。我这个人爱挑剔，认为现在好的文学翻译不多，但后来也没学成。如果那时把英文学好了，我现在还能做很多事情。

　　下放时我去了内蒙古的包头，在一所大学里当图书管理员。然后遇到3年自然灾害，我当时28、29岁，每月只能吃27斤米，相当于每天9两。包头是在草原上建新城，你想想，大饥荒年代80万人哪能养活啊？组织上号召各奔前程。我回到上海老家。

　　《人民日报》派人到内蒙古找我，接待的人说：“不在这里了。”

　　“哪去了？”

　　“不知道。”

　　我已回了原藉上海市。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我过去一起在山东桃村搞土改时的老战友，他知道我回原藉了，但不来见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一出来，他就把我叫去，说：“老林，给你一个任务，你到河北省定兴县去慰问一位老职工。”

　　这实际上是个幌子，他是给我机会去北京。一到北京，《人民日报》的同事都围着我问：“老林，你到哪去了？我们到处找你，你别走了。”就这样我留了下来，结束劳改生活，重新回到了《人民日报》。 谢谢大家记得我

　　2002年中国汽车开始井喷，今年应该能达到1000万辆。我跑汽车时，车展还主要以国外汽车为主。有次北京车展我采访通用(中国)董事长史雷斯时发现，我们俩的一张合影被放大挂在通用的展台上。估计是我跟史雷斯说话时被人拍了下来。

　　福特(中国)副总裁许国祯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跟很多企业关系都不错，也结交了一大帮朋友，采访一次就交一批朋友。我认识许国祯时，他还是台湾六合的职员，领着一帮记者到美国去采访。多年不见，去年他突然到我家里来拜访，说上海要开车展，想请我去看看福特的新车，后来我们在上海见了面。

　　前年我得了帕金森病，半年前我身体体质往下走，记忆力大大减退。以前我的身体很好。记得有次出国，几个小青年还嘀咕：“这老头跟着去，别担误我们的事啊。”后来证明他们跑不过我。我当过兵，走路跑步不在话下。要是半年前，你也跑不过我。

　　你刚才向我提到李安定和程远，我们都是老朋友，过去我们经常见面，这两个人都是专家学者型的记者，功底深厚，常有独到见解。我的汽车知识很多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我是一边看一边学一边采访。

　　跟李安定见面还有段趣事。有次我们一起采访，大家互换名片，他接过名片后就对我说：“我小学时还学过你的文章呢？想不到今天一起采访。”他在小学二年级时学过由我写的新闻通讯编写的一篇课文，叫《两个书包》，讲的是中苏友谊的故事。没想到，这么多年后，李安定又成了我采访汽车的老师。

　　关于汽车进入家庭这种说法，有很多人让我写写对这个观点的看法，但我一直没写。为什么？我们可以提“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但没见提出过“行者有其车”的口号。我觉得中国太大了，如果13亿人口每个家庭都有汽车，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发展汽车工业，我们的汽车可以卖到全世界，但是不是汽车进入每一个家庭呢？从中国的现实角度，尤其是考虑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交通问题、环保问题，这个口号就很值得商榷，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在采访报道中，我始终坚持一点：绝不批评中国汽车工业，我太了解中国汽车人是在多么艰难困苦条件下造汽车的。太艰难了！我的宗旨是，你做好了我鼓励，你做不好我不批评，我不赞成的东西我不写，不发表任何评论。

　　吉利和奇瑞都曾邀请我去看他们的工厂。第一次我没去看。后来他们又请了我多次，那时吉利已经造出了汽车。我也听其他记者谈过李书福如何搞汽车的。一些年轻记者对我说：“应该去看看，这几年他们干得不错。”我到了宁波，去看吉利，看过生产线后，我就想，按照高起点的方针，汽车怎么能这样造呢？宁波回来我一个字没写。虽然我不写不说也不批评，但我有自己的想法。

　　关于汽车我还想说的一个问题是自主开发，这条路中国人没走好。它有困难，需要太大的资金，但在中国汽车工业没有进入到一定阶段，没有形成一定批量之前，它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投入。所以这块工作没做好，自主开发尤其是核心技术这块，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遗憾。

　　我曾经办过一本汽车杂志叫《中国汽车市场》，这本杂志现在还在出，在内地发行。创办者是我，但是很遗憾，这本杂志栽在了我手里。这本杂志本来在香港出，投资人是一个地产商，他希望到大陆来发展，派人千方百计找到我，希望我当总编辑。我对他说：“我不行，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我还在跑，还要写，没那么多时间来办这本杂志。”

　　但他盯着我，非我要干。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汽车记者圈里，非我莫属。这本杂志挂靠在中国汽车工业销售总公司下面。我抵挡不住他的好意，就答应兼职干。我提出的条件是：既然由我当总编辑，那么用人定稿子，就要由我说了算，你们别来掺和。挂靠单位的领导人当时也答应了。

　　我当时也的确有些想法，想把杂志办成宣扬汽车文化、商业味不太浓的杂志。杂志的名字也不错，从市场的角度来宣传汽车。我还四处网罗人才，包括让贾新光这样的汽车专家给我杂志开专栏等。我记得第一期是我写的发刊词，叫《为中国汽车鼓与呼》——我们想为汽车工业服务，也希望中国汽车工业快快长大。

　　但是很快问题就来了。挂靠单位领导人派了几个人来，也不懂编辑业务，却又什么都管，什么都干预。干了两期后我就不干了。我至今心怀内疚之情，感觉对不起当初的投资人。

　　跟你采访过的那些汽车业的见证者或者创业者相比，他们是真正的汽车专家，是真正干出来的，而我只是采访过几天汽车的记者，一个不懂汽车的汽车记者，是浪得虚名，我只是因为有《人民日报》这块牌子，而且是个老家伙，跟汽车界上下关系都不错，这样才获得了过多的关照。谢谢大家还记得我。

[第2楼 PID3700] 2012-08-20 19:27 Rob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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