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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职业化加剧官场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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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楼 2008-04-21 12:35 香香 写道:

官员职业化加剧官场凶险

12月17日下午,广受关注的湛江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原局长宣雄杀害副局长陈振华一案,在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此前一直风传的"被告人精神有问题"的说法被司法鉴定所否定,而自首的宣雄没有获得法院的轻判,认为其手段残忍,动机卑劣,不能轻判,遂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宣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信息时报》12月18日)
局长为何要杀害副局长呢?原因是组织部门到海洋局考察领导班子后,他听到有人议论副局长陈振华将要接替他当局长,于是认为是陈振华抢占其职位,就对陈下狠手。这样的案件并非个案,诸如副书记对书记下狠手,县长与书记的斗争,局长买凶杀害副局长的报道时见报端。
按理说,局长没有必要如此下狠手啊,不就是一个局长,人民公仆的职位嘛,值当以命相搏吗?这么说,其实是不了解目前我国的官场生态。做官做到局长、县长、书记这种位置,他们可能是耗费了许多的心血,从一般科员、副科长、科长一步步走上来的,他们一生的事业就是做官,当官是一种事业也是一种职业。一旦不当官了,他们的各种待遇没有了,手中掌握的权力没有了,受人前呼后拥的场面也没有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能力在官员这个职业外找到成就事业的途径,实现自己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平衡。所以,有上升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争取。
在一些行政管理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我们虽然看到一些人为选举某个职务搞得轰轰烈烈,甚至互相拆台、攻击,但刀枪见血的事件却少之又少。原因就在于他们将公务员分成政务官与事务官,那些担任一个地方主要领导人的是政务官,必须由选举产生,而且参加选举的人并不必然是在官僚系列中担任过职务的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市长,而且这个市长有任期,一旦任期到了,他又可能回去做企业家,就像美国的戈尔一样,可以由企业家变成副总统,又可以从副总统变回企业家。
而在我们国家,官员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我们的县长、市长、局长都是从官僚系列中产生的,其他行业的人一般很难进入官员体系。一个局长可能当选为市长,但一个民营的董事长基本上是不可能当选为市长的;同样,一个市长也很少下台去当董事长,因为他没有从商经验--除非他利用过去的权力资本。所以,许多官员只知道做官,也只能做官,做官是一种事业与职业,一旦下台后,他们很多人就无所适从了。这样,为了保留官位,一些人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要减少官场的凶险,我们无法单单指望官员的良心,也不能仅仅靠道德教化,我们还得从官“去职业化”做起。官员要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上级指定,官员的产生不能局限于在官僚系列中产生,要让社会优秀人士也能参与竞选。如果当官不再是一种固定的职业,那么,官场的魔力和凶险程度也会大大地降低。(杨涛)
买来的官为什么还能继续当
2008年04月01日 09:20:30  来源:南方日报
中国官场两千余年来一直保有着一些显规则和潜规则,其中买官卖官历久弥新。当然这是现在的称法,在古代则叫做卖官鬻爵。古代和现在的买官卖官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相同的地方在于都存在私相授受的潜规则,不同的地方在于古代还有政府卖官,也就是制度性卖官这样的显规则。
凡有卖官者必有贪官。但贪官的历史和卖官的历史又有所不同。贪官历史似乎更为悠久,大致有几种说法:一说始于汉时;二说西周已有贪污受贿的纪录;三说起始于出现统治阶级的殷商;四说尧舜时期就诞生。而官家卖官的历史据《史记》记载,缘自秦始皇4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的规定。政府卖官的名目很多,西汉称“以赀为郎”,唐称“入粟助边”,宋代名为“进纳”,明曰“捐纳”,清代叫“捐官”。但不管名称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买官卖官的历史和贪污受贿的历史都是绵延数千年,经久而不衰,一直到今年依然屡禁不绝。有买官卖官行为,就必然有贪官。
不过,时代变迁,今天的一些公案确实让人不得不拍案惊奇:买官卖官行为暴露,卖官者入监牢,而买官者居然可以依旧身居原位,并且继续掌握审判裁决这样的司法大权。事情发生在安徽省阜阳市。2007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相继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可是直到今天,靠给这几位中院院长行贿买官来做的几个人,竟然毫发无损,戴着买来的“乌纱帽”安然无恙,其中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何涛、颍上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松涛就是典型代表。何涛曾连续向刘家义、张自民两任中院院长行贿15次,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当上界首市的法院院长。然而,腐败窝案判决半月后,在2007年2月召开的界首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换届选举中,何涛却得以连任。李松涛的当官历程则与何涛几乎雷同,同样在买官卖官案暴露后保有原职。现在看来,卖官入狱,买官无忧,既算是奇谈,也算是对买官者的一种嘉奖了。
这却是一种见不得光的嘉奖。便是在古代,污吏一旦事发,政治生命也就宣告结束了。比如汉元帝时曾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这意味着那时还不能像今天这样经常搞一些此地落任、易地为官的变通之术,至于出了事还安坐钓鱼台,则更是难以想象了。那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何涛、李松涛们可以坐稳买来的官呢?
抛却买官者再次行贿以寻求保护的几率之外,我们必须关注到当今中国法律存在重打击受贿者、轻打击行贿者的惩罚模式。翻阅报章,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公职人员因受贿而被判刑的案例,但行贿者被判刑或受到严惩的却很鲜见。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0年三年间,广东省各级法院一审共审判1065人,而行贿被告发的只有49人。不独广东如此,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情形,比如上海近年来立案查处行贿的数量也只占立案查处受贿数量的10%-15%,而安徽的情况也差不多。这大致就可以从制度上理解为什么何涛、李松涛还能身居原职了。
毫无疑问,这是不合理的。其中既存在非制度因素,也存在制度因素。但归根结底,选官制度不科学、朝上不朝下是最大的弊病。只是,如果买来的官可以高枕无忧,那出钱买官者不是越来越多、及至汗牛充栋了吗?这却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放任买官者个个有恃无恐、持币出击,官场也就混乱不堪、腐败丛生了,而民众又怎堪这样的一波又一波的纷扰?(周虎城)
机构改革成败的关键
2008年03月13日 08:47:27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今年两会,五年一轮的机构改革,再次成为坊间舆论的焦点。尽管与往年不一样,这次机构改革第一次明确提出“大部门制”的改革思路;但人们关注的是,说了多年的政府职能转变,怎样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每次在党的新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的第二年,随着全国人大换届,国务院的组成部
门都要进行一次改革。在十二大之后的1983年、十三大之后1988年、十四大之后的1993年、十五大之后的1998年、十六大之后的2003年,先后进行过五次比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
三十河东四十西。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阶段和市场化的转轨时期,政府的机构设置也不可能有一个万全之策。回顾这五次大的机构改革,是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的。
比较历次机构改革的方案,从中可以发现两个关键词:“精简机构”和“职能转变”。客观地说,每次机构改革,其动作不可谓不“猛”,其决心也不可谓不“狠”,但细究起来,尽管费了老大劲、付了高成本(不知有人算过这笔账没有),看起来政府部门的机构“精简”了,人员也“分流”了,为什么职能转变的收效并不是很大呢?
政府有膨胀的趋势。这也不是惟我独有的“中国特色”,“帕金森规律”就是英国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根据官僚组织机构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现象总结出来的。应该说,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政府组织机构的设置已尽可能做到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病,对于一个13亿人口、发展中大国的中央政府来说,机构也算精简,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精简本身不是目的。相反,如果为了使政府管理经济、服务社会的职能更有效率、更加公平,需要更多的人手,适当增加政府公务人员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政府机构运行的机制变没变。所以,在我看来,第一个原因就是机构改革手段和目的的错位。
第二,有没有以一贯之地形成和坚持一个官员选拔、任用的新机制。1982年,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有深远影响,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打破了领导职务终身制,二是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1980年代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和经济红火与此直接相关。这次改革还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选拔和储备了一大批年轻的领导人才,现在的省部级乃至中央级的领导人中,有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逐渐走向领导岗位的。
因此,机构的精简本身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能否形成一个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干部选拔与任免、考核与监督的机制,一个能够让更多有真才实学、敢于负责的人才得以涌现的机制。这是第一次改革的经验,也是后来改革的教训。
第三,有没有行之有效的、权力对等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在“摸着石头过河”多年以后,我们终于摸到了市场经济这块大石头,与之相适应,政府机构也应随之而变。最近这些年的机构改革,尤其是1993年以后强调最多的就是“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关键”,但实际情况怎样?作为政府管理的对象,企业和公众都深有体会,自不待言。仅从审计署每年公布的查处情况看,一些部门挤占挪用、营私舞弊几亿、几十亿专项资金的情况已属相当普遍,连部门的自身约束都做不到,遑论建设服务型政府了。
因此,对于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来说,不是部门的撤并,更不是人员的增减,重要的是合理设计部门管理权限,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才能保证机构改革顺利推进,也才能最终实现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社会的效率最大化。30年、五次机构改革的经验教训,归结为一条就是,必须对政府部门的权力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制衡,否则,政府职能转变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这次“大部门制”的改革是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思路进行设计的: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用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的话说,这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权分立”。
从制度安排的层面,引入现代政治理论的“权力制约”概念,无疑是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进步。维护人民的幸福和自由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目的,因而,当某一国家机关超越职权或滥用权力时,最好办法就是预先设定一个另外的与之相当或者更强大的权力主体,运用法律手段来对之加以约束。如果不存在对等的法律地位,或者缺乏必要的能力与手段,就难以保证控制的强度和力度。约翰?伦道夫说:“你可以在整张整张的羊皮纸上写满种种限制措施,但是唯有权力才能限制权力。”
现在,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有了,但从目前公布的方案中,部门之间如何实行权力相互制约?带有监督制约功能的部门,如监察部、审计署的职能如何设定、有没有得到强化?我们还不能做出判断。
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的形成也很重要。实行大部制管理后,有可能解决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但也有人认为,对它进行监督也将更加困难。政府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成为人们担心的主要问题。
因此,与这次机构改革相配套的是,必须鼓励和放开各种监督力量,让包括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渠道的力量对行政权力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
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之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改革面临攻坚、市场经济体制在初步完成要素建设之后需要进一步完善,人们对第六次机构改革也寄予厚望。而如何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这次改革成败的关键。(谢宝康)
行政体制改革应有“两个联动”
2008年04月01日 09:03:59  来源:北京日报
只有建立起对政府收钱和花钱的监管机制,行政机构改革才能走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
行政体制改革是目前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我认为妥善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一定要有两个联动。
一个是行政体制改革要与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联动
我觉得过去行政机构改革在精简和膨胀之间恶性循环,很大原因与我们机构设置方面的组织人事编制体制有关。行政机构和人员怎样控制,关键是政府支出中公务支出的比例到底是多少,能不能控制。2003年我搞了一个研究,最后的结果让自己吓一跳:政府公务支出占政府全部实际支出的37%。问题是目前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有收费和罚款权,而且绝大部分收费没有进入预算,很大一部分为地方政府所得。工商、质检、城管、交通行政、卫生防疫、环保、银监、保监等等都有收费罚款权。如果不改革收费罚款体制,大部制改革又有什么意思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费体制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1999年以前,党政军可以通过办企业来补充行政公务费和军费。1999年以后不让办企业,比如工商就管理,和自己办市场脱钩,所以工商等部门就开始用收费罚款来补给自己。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1999年到2004年倒闭810万个个体户,如果按照一个个体户就业两个劳动力算的话,那么,1600多万就业机会的丧失就与工商质监城管等收费罚款直接相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劳动者在这样的收费罚款环境下,实际上无法正常创业。如果这次机构改革,还是按照设机构、进人员、加职能,但是不给拨款,或者拨款不够,向个体、微型、中小企业和老百姓收去吧!这样的大部制改革,也不能解决机构再度膨胀问题。很多行政执法机构,明明是公务部门,但将它们设为事业机构或者行政性收费单位,让它们去创收供养或补给自己。2006年陕西某地工商局把一个河南的个体运输户罚款给罚自杀了,我非常生气,写了一篇题为《财政收支两条线改革把政府一些部门变成了公权抢劫者》的文章。这次改革,关键在于能不能用财政拨款替代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将“公权抢劫者”变成服务者和社会管理者。如果收费罚款供养体制不变,不能将利用公权收费和罚款者变成服务者和社会管理者,行政执法机构还得膨胀,乱收费和乱罚款者会越来越多,就解决不了机构和人员膨胀的根本问题。
第二是行政体制改革要与人大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联动
第二是行政体制改革要与人大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联动,要完善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预算审查、批准和监督制度。如果对于政府收钱和花钱,人民和人大根本就管不住,那么,机构和人员膨胀的势头不可能控制住。关键是要用人民控制下的预算去控制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并且控制政府乱花人民交给政府的钱。
一是政府收入占GDP比例应当有个控制,最好不超过25%。我算过一笔账,2007年,5.1万亿财政收入,95%是税收,税收是48500亿。加上其它收入,如烟草行业向国家上交的利润大概2000亿,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是16818亿,地方政府土地收入至少在13000亿,社保8000亿以上,再加探矿权及采矿权拍卖,发行彩票收入等等,实际上政府全部收入90000亿以上,占24.66万亿GDP总量的36.5%。许多发达国家都没有这么高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一般占GDP总量的18%到25%,我们比其还高了11.5个百分点。前面说过,我们政府行政公务支出比例为财政总支出的37%,美国政府行政公务支出占15%,而日本政府行政公务支出只有2.4%。在日本,财政部的楼很破,不仔细看真不知道那是财政部。但在中国,政府的办公楼,政府各局的办公楼,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培训中心,都豪华得不得了。因此,需要对政府开支在财政总开支中进行比例限制,严格控制在15%以内。
二是人民和人大要将政府收入管住。首先要对政府收入进行监管和控制,不能随便发个文件就收钱。人大也不能随意将税收权力委托给政府,不能由政府主导来进行收费立法。对政府收钱要进行严格控制,人大要进行审查、辩论、听证、公告等等;花钱也要进行严格控制,预算应当细审,也同样要进行审查、辩论、听证、公告等等程序,人大一定不能辜负人民的重托,一定要负起责任,一定要把好政府收钱和花钱的关。国外议会60%时间审预算,我们就那么几天,可能只有一天用来审预算,而且就发那几页纸。让我半天之内看完,看完我也看不明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改不了的。因为政府可以随便收钱,有的是钱,多少机构和多少人他都可以供养。领导说要设立某某办公室,组织部配领导,人事部配公务员和事业人员,编办给编制,发改委物价局给收费权,钱就收来了。这种体制下,今天将机构精简了,明天又会膨胀,这种行政体制改革有什么用呢?所以,行政体制改革一定要有两个联动改革,第一是要与财政体制改革联动,第二要与人大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联动。把对政府收钱和花钱的监管从制度上建立起来,才能走出机构改革“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恶性循环。(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提款机出错,英国人为何敢占便宜
2008年03月22日 00:00:06  来源:新华网
英国赫尔市的多个取款机出现“取一赠一”的故障,居民排队取款。 来源:《中国青年报》
陈一舟 作者文集
英国赫尔市的多部提款机日前出现异常“错乱行为”——取一赠一,双倍吐钱。得到消息的当地居民呼朋唤友,蜂拥而至,迅速将钱提取一空。
当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进行判断:银行取款机出了故障,首先应该给银行或者警方报案,好让银行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即便是有人存有贪念,那也只能是“偷偷摸摸”地支取,完了赶紧溜走,岂能像这些英国赫尔市的市民一样,呼朋唤友,兴高采烈地排起长队,公开“取一赠一”呢?
  英国提款机出错出现排队取钱的场景,并不能因此说这些英国人道德败坏,因为在一种银行出错主动担责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规则下,银行的客户才能保持这样的“风度”——而事实上,正是如此。报道中说,在以前的类似情况中,一些银行会选择自己承担损失,而不是大费周章地向数百人追账。2002年8月份,考文垂一家银行电脑故障,其间,有人甚至往返20次取走成千上万英镑,银行总共被取走100多万英镑。而法律最严厉的惩罚竟然只是判处取款者15个月监禁。
反观
我国的银行业,许霆因ATM机出故障,取款17.5万元被判无期;银行出错,首先展开的是追索和推卸责任;ATM机吐了假币,客户自认倒霉得不到银行的任何赔偿;常常拒兑、拒收零钞……国情不同,法律规范不同,对于“钻银行空子”的行为惩处会有不同,但问题在于,英国有的银行为什么就能够主动承担责任,明知吃了亏也选择不追讨呢?
在国内,网上银行账户被盗,储户自负责任;银行出错多给了钱,追着客户索取、连声道歉都不会说,认为你归还是义务;到银行取款,离了柜台概不负责,哪怕是有假币也无可奈何……这一切,让人在惊闻“英国取款机出错市民排队取款”的事儿之后,不由生出几许感慨,假如国内银行这些让我们习以为常的“霸王规则”能够改一改,客户也就不必面对银行落后的服务和管理而束手无策了。
近些年,国内银行业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正在不断走向“市场化”,纷纷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企业自居。不断地对以往免费的业务和服务进行收费——储蓄卡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ATM跨行取款手续费……利己性的国际惯例学得很快,可提高服务水平和责任心的“国际惯例”,却视而不见?英国市民借银行漏洞取钱的行为尽管不值得效仿,但由此所折射出的银行严于自我问责,以及法律制度对于银行责任的“强制”,却值得国内银行借鉴。
公务员聘任制与“鲶鱼效应”无关
2008年03月31日 08:50:26  来源:现代快报
从今年开始,温州市将在浙江省率先试行公务员聘任制,使公务员队伍能上也能下、能进也能出,真正“流动”起来。(3月30日《今日早报》)
公务员聘任制的前身是“政府雇员制”,2002年,吉林省率先试行政府雇员制,其后各地政府纷纷效仿。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以20万年薪聘请7位政府雇员
。此外,曾经尝试政府雇员制的还有深圳、上海、武汉、长沙、珠海等地。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探索在闪亮登场之后最终都归于沉寂。究其原因,定位失误恐怕是最主要的。
实施于2006年的公务员法却以聘任制公务员的概念,保留了政府雇员的某些设想。这种保留显然并非基于对“鲶鱼效应”的认同,而是考虑到政府确实需要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前者不是一般公务员可以担当,后者又不需要昂贵的“终身制”公务员来从事。
那么,温州此次试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按照温州方面的设想,自然是要“使公务员队伍真正流动起来”,这样的表述无疑又落入了“鲶鱼效应”的窠臼。聘任制公务员的存在,说到底是为了解决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实务问题,没有更“伟大”的意义可寻。正是出于功利务实的态度,法律才规定以聘任的代价来获得此类公务员,相对于“终身制”公务员而言,有期限的高薪其实就是低价。
聘任制公务员无法享有“终身制”保障,其职业身份随合同期限的到来而自然终止,故而它是公务员序列中的一个例外。对于聘任制公务员来说,“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他们的这一特点并不能影响整个公务员队伍都如此。事实上,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和实行,社会的共识逐渐达成一致,建立一支数量少、有保障、相对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是最优选择。一个朝不保夕的饭碗并不能天然地激发公务员动力,约束更应该倚重法律的规制、内部的考核、公众的监督。
公务员聘任制的目的在于以最小代价达成行政目标,故而试点工作应当更加务实,招聘最需要的人才,给他们尽可能的保障,而不是以此来装点公务员队伍的能进能出机制之优。(周东飞)
当心劳务关系的陷阱
2007年12月27日 09:10:14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夜,企业“裁员风波”渐渐平息,为了应对新法中“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款,企业又将目光瞄准在改变用工模式上。不少企业将直接用工转为劳务派遣。(12月26日《华西都市报》)
劳务派遣从劳动者角度看就改变了原来与企业的存在的关系。原来大部分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应该是劳动关
系,而如果采用劳务派遣的方式就变成了劳务关系。
这两种关系,虽然一字之差,性质就完全变了。建立劳动关系必须签订《劳动法》特定的内容的劳动合同,而劳务合同则不是必须。劳动关系主要依据《劳动法》调整;劳务关系主要由民法或者经济法调整。虽然,《劳动合同法》对此有专门规定,但也仅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劳务派遣带来震荡而设计的。没有专门就劳务关系中劳动者的各项权利义务等进行规范。
更重要的是劳务关系中,用人单位只需要支付工资,而对劳动者其他包括社保、辞退赔偿等各项责任可以全部转嫁到派出劳务的公司,而劳务公司也要赚管理费。这一模式让用人单位和劳务公司都得利,可劳动者往往成为最大的输家。用人单位违法辞退、解聘,或者侵犯劳动者其他权益时,劳动者的维权都会因为劳务关系而变得复杂和困难。比如,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可能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而违反劳务合同一般只承担民事赔偿,不涉及行政和刑事责任。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虽然和用工单位是劳务关系,但劳动者与劳务公司还是劳动关系,还可以享受到各种保障与福利。其实不尽然。因为,同样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公司形成劳动关系,虽然也能够依法得到保障,但其起点、标准和程度是无法和用人单位相比的。央视庞大的“部聘”、“栏目聘”人员都是劳务派遣人员,他们的报酬、待遇与正式员工和″台聘″员工有数倍的差距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而且,在具体工作中,劳动者还会有巨大的心理落差。报道中一些员工“没了家”的感觉就是典型的表现。
一些企业将劳动关系冒充为劳务关系的现象屡见不鲜劳务关系正成为一些企业非法用工的“避风港”。所以,在《劳动合同法》即将生效的时候,劳动者应当警惕单位利用更换用工形式来偷梁换柱,让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尤其是在劳务派遣公司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今天,更不要轻易答应将自己的劳动关系变更到劳务公司去。劳务公司也不能在这其中混水摸鱼,尽快规范自身用工形式,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规范劳务派遣行为才是当务之急。(周晓翔)
“高票当选”并不意味着“众望所归”
2008年04月01日 09:42:31  来源:北京日报
“高票当选”在我国很多地方选举当中是很正常不过的事。一位老同学曾与我谈及他当选镇长之事——1988年,他被派到某镇任镇长,在镇人代会选举时作为唯一的镇长候选人,最终全票当选,其后发表当选感言,一是向代表们的信任表示感谢,二是说全票当选的结果并不说明他这个人真的众望所归,只是因为初来乍到,又是上面
派来的,大家都不熟悉,更没有别的候选人,于是才有全票的结果,以后一定努力工作,做好事不做坏事云云。
在不少的地方人代会上,高票当选的内涵大抵都是如此。大部分代表对领导人选并无多少了解,因而也无所谓赞成或反对;正职人选一般只设一人,没有竞争,代表们没有选择或取舍的余地;参会代表大多数都是党员干部以及紧跟党组织的先进分子,自然要听从组织号令。有此三条,正职人选的高票当选已经有了三重保险,除非某人恶迹昭彰或触犯众怒,否则不可能出现意外。
所以,在现行制度之下,一些地方选举结果的关键不在人代会,不在手握选票的众多代表,关键在于上级领导的慧眼识人。其实有些正职人选在选举之前就早已先行到职,上级组织行文时明确“经研究决定,某某同志任某某长”,然后括号内说明“按规定履行法律手续”,如此而已。即使是最应具有法律意识的最高人民法院,在互调省高院院长的时候,也会出现无视相关省人大选举决定权的情况,让互调的人员在人代会选举尚未进行之时先行到职视事,“以党组书记名义主持全面工作”。翻遍中国法律大全,找不到这种“主持全面工作”的任何法律依据。这种做法显然与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而“高票当选”现象的确不是“众望所归”的标志。(信力建)
民之权,即官之责
2008年03月20日 08:28:16  来源:学习时报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责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基础上,十六大确立了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职能。但从近年来我国政府履行职责的现实情况看,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因为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在履行职责时仍然存在
“缺位”、“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现象,致使一些地方政府虽然不再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但却取而代之以财政收入作为衡量绩效的主要标准之一,实质上仍过分关注经济发展职能,忽视社会管理和向公众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更重要也最根本的是,有的政府官员并没有树立起人民权力为人民的理念,在工作中没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因此也就弄不清楚自己的职责而乱用人民赋予的职权。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政府官员在工作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职问题,却把原因归结为对各级政府的具体职责缺乏科学的界定上,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然,我国各级政府的具体职责其实早已有界定。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落实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根本保障即是: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其他国家机关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但归根结底,包括政府在内的各国家机关最终都要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因此,发展好、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国家机关的主要职责。简言之:民之权,即官之责。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就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法律确认的权利。宪法是根本大法,由我国现行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因而,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民权利的清晰界定,也就是对各级地方政府职责的要求。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24项条款中,涉及公民权利的条款有18条,规定了公民20多项自由和权利,涉及政治、经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宗教信仰、批评建议、控告检举、劳动、休息、养老、抚恤、保护妇女儿童、婚姻家庭、受教育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就有保证其实现的责任。
概括起来,人民群众的主要权利涵摄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权益。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生产活动、劳动报酬、财产所有、物质利益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它关系人的生计和生存质量,是最根本的权益。二是政治权益。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意愿和见解等方面的民主权利和利益。三是文化权益。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四是社会权益。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社会事业方面的权利和利益。与此相适应,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也大致分为以上四个方面,即维护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的职责。比如,为了全面维护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的权利,各级地方政府应负的职责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规范,对行政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防止权力滥用,同时要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合法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为了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各级地方政府应负的职责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为了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各级政府应负的职责是: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继续推进教育改革创新,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为了充分保证人民群众享受文化生活的权利,各级地方政府应负的职责是: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加大文化建设投入力度,加快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确保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等。为了使人民群众获得全面医疗卫生的权利,各级政府应负的职责是: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等。为了使人民群众得到充分劳动就业的权利,各级地方政府应负的职责是: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等。为了使人民群众充分获得受到国家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各级地方政府应负的职责是: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等等。
按照宪法的要求,牢记并履行自身职责,实现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的一切权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真正言人民心声、代表人民合法权益。(徐珂)
中国唯一女省长为何一“网”情深
2008年03月12日 08:29:46  来源:人民网
近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青海团全团会首次向中外媒体敞开大门。此间,青海省长宋秀岩还专门就利用网络这种现代化媒介推进政府工作、改善民生回答了人民网记者的提问。她说:“我每天坚持上人民网。”(3月10日《人民网》)
现在,领导上网已成一种潮流。无论是胡锦涛总书记、温家
宝总理,还是各省市的领导,都常常通过互联网了解社情民意,或通过“博客”与公众交流。温总理在去年3月14日答中外记者问时,就提到人民网、新华网和央视国际网上几十万条留言使他感受到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和鞭策”。今年春节期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通过省内主要新闻网站发布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向网民拜年,并表示“愿意成为大家的网友”,同大家一起“灌水”,欢迎大家“拍砖”,引来好评如潮。 强卫书记日前说,上网是现代化领导的“第五习惯”。可以说,如今越来越多的领导已同网络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秀岩每天坚持上人民网的“三点考虑”,深刻诠释了领导上网的重要意义。“作为地方领导干部,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外,还要适应时代要求,关注网络信息,以这种方式了解广大网民的意见和建议,不断调整工作重点,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我们的需要。”这无不是在向全国各级干部吹响了上网“集结号”。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称,截止 2007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总人数已达2.1亿人,仅以500万人之差次于美国,今年底有望超过美国。另据《人民日报》报道,2007年是中国网络舆论非常活跃的一年,它以其实时、互动的特点和“舆论场”作用,为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为各级领导倾听群众呼声、改进政府工作,架起一座无限沟通的桥梁。“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群众的需要就是政府的工作重点,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因此,网络民意已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和肯定。
但毋庸讳言,也有一些领导成天忙于应酬,上网非常有限,或不肯花点工夫浏览一下网页,以致眼界狭窄,难以真正了解民意民情。山西省原省长于幼军在“黑砖窑”事件之后,对一些领导干部“不上网”极为不满,痛斥是保守落后、官僚习气。现实中这样的干部为数不少。
领导“上网”,既是一种思想解放,更是考验我们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的重要课题。期望中国女省长的“集结号”,能够吹醒那些忽视网络民意、不屑“上网”的干部,及时适应时代要求,努力争做一名现代化的好领导。(付彪)
二流国外作家为何国内享受一流待遇
2008年04月01日 08:59:58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你翻译的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著名翻译出版家、《译林》杂志的创办人李景端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引用季羡林先生的谈话批评道,任意拔高“洋货”,国外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到了国内便成了“力作”,已经成了目前
翻译出版者的一个不良现象。
如果不是李景端的揭示和季羡林的棒喝,恐怕我们还沉浸在出版繁荣的假象里乐不自知。版权贸易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可以接触到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图书作品,这让人兴奋,但连续多年高达10倍的图书版权贸易逆差也让人痛心。据了解, 1978~1990年,我国共出版翻译书28500种,年均2192种,到了1995~2003年,翻译书总数为94400种,年均为10489种。数字的增长为国内出版业的繁荣增砖添瓦了一把,只是,在这种表面的繁荣中,隐藏着多少泥沙俱下?
前不久,《狼图腾》被企鹅出版集团购买了《狼图腾》的全球英文版权后,创下了中国作家作品海外版权的几个第一:版税10%,签约后预付10万美元,同步在11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媒体在报道这条消息时,用“开中国文化产品大规模进入英文主流市场的先河”来形容,不得不说,这句话太刺眼了。要知道,在这之前,诸如《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等超级畅销书和进口大片一道,早在国内大把掠财数年了。不可否认,这些畅销书中有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但更多的却是二流作家的二三流作品,可在国内它们却同样得到了一流待遇。
给予这些二三流作品一流待遇的,首先是我们国内的出版社和书商。2005年,央视“新闻30分”对国内流行的西方企管畅销书进行了调查,发现《执行力》的作者保罗?托马斯,根本就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署名美国人凯普著的《没有任何借口》,竟然是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然而看看我们的出版单位是如何给这些书“化妆”的,“××××年全球畅销书”,“全球畅销××亿册”,“企业管理圣经”……怎么煽情怎么来,怎么耸人听闻怎么来。
读者对于这些二三流作家作品的畅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待翻译图书,尤其是其中被出版商“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图书,国内的一些读者仿佛患上了阅读饥渴症,面对扑面而来的图书宣传信息无所适从……读者对外来图书的近乎饥不择食的需求也是有缘由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和就业、思想和精神,都时刻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得不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寻找身份和价值的认同,而这些,又是长期陷于传统语境的中国作家所不能提供的,于是乎,出版商投其所好度身定做的“伪畅销书”纷纷乘虚而入便不难理解了。
“伪畅销书”,这真是一个贴切的形容词。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被“伪畅销书”包围的时代,除了几年前被披露的经管、励志类图书外,现在文学、社科类图书也全面被“伪畅销书”入侵,很多图书的封面上打着“曾获××文学大奖”的旗号登堂入室,然而这些奖项在国外究竟影响如何、在国内究竟有几个人知道,很少有人去较真儿。
而我们国内一流的作家呢?他们都忙着写二流作品去了。所以,不要抱怨我们缺乏好的翻译家,不要抱怨我们没有一整套的文化输出机制,没有好的作品说话,就是介绍再多《狼图腾》出去,在国外受到的也是二流待遇。(韩浩月)
三亚市长陆志远回应“贱卖三亚房子是犯罪”一说
2008年04月01日 09:33:25  来源:人民网
三亚市长陆志远。人民网记者 张玉珂摄
三亚市长陆志远今日就“贱卖三亚房子是犯罪”一说向本网记者做出回应。他表示,这是对保护三亚稀缺土地资源的一个表态,而不是单针对房价问题的表态。实际上,三亚市政府在解决群众住房问题上在做积极的努力,请广大网友理解。
陆志远表示,三亚房地产的发展总体上说是健康的,这几年三亚的房产供应可以说是有序供给。三亚总面积约1919平方公里,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是不可复制的,在北纬18度国内可以与夏威夷、巴厘岛等相比的只有三亚。这样稀缺的资源,在发展上怎么样实现可持续至关重要。如果是地产的发展、酒店的发展走了低端,那么未来两三年就可能把这个稀缺资源耗费掉了。
陆志远进一步说,有序利用、合理开发、适度规模,是发展三亚各种产业的一个重要标准。三亚的地产供应仅相当于北京、上海的一个小区,这样稀缺的资源特别珍贵。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这样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需要。
陆志远同时指出,今年三亚市政府拿出3.3亿资金来建设1900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一些弱势群体解决住房问题。他说,本来需要三年完成的建设目标在一年内解决,这对于一个经济不是太发达的城市是需要下很大力气的。三亚市民怎么买得起房住得起房,怎么样才能安居乐业,一直都是政府关注和关心的问题。
日前有媒体报道,三亚市长陆志远表示,在三亚,房地产资源是稀缺而不可再生的,把三亚的房子贱卖了是一种犯罪。(记者 张玉珂)
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权力下放是反腐的根本措施
2008年04月01日 15:05:30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资料图片)
国务院机构改革,如果没有编制法作保障,说不定哪天认为哪个工作重要,又冒出一个什么局来
“五岁娃娃为什么能当公务员?一个县为什么胆敢配17个副县长?”两会期间,浙江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的一番发言令听者侧目。今年66岁的刘锡荣长期从事纪检工作,1997年9月当选为中纪委委员,2000年1月任中纪委副书记。“我谈的这些粗浅的看法,仅供你们参考。”3月15日,刘锡荣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党纪政纪要和国法结合
《瞭望东方周刊》: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工作报告中指出,5年来,
最高检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这组数字尤其是省部级以上35人给人很深的印象,你怎么看待这些数字?刘锡荣:这些只是受到法律处罚的,或者说进了班房的。如果加上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党内处分像严重警告这些百姓不知道,有的受了处分的车照坐,官照当,还有打击报复的。但是一经法律处理,一经审判,甚至处以极刑,影响立刻就大了。这就是法律的威慑力。违反党纪的不一定违法,但是违法的一定是违反党纪的。因此,光有党纪政纪不行,党纪政纪要和国法结合。官员不仅要受党纪和政纪约束,还要受法律约束。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到法律对反腐的重要性,那你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刘锡荣:法律带有一种根本的权威性。这次两会我有很具体的建议,建议人大制定五部法律---国民收入分配法、财政预算法、惩处集体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行政机关编制法。为什么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法?我们现在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五万亿,蛋糕很大,根据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发展得好、发展得快,能不能做到,就看这个蛋糕怎么分。我觉得科学发展不能停留在口头上,需要把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落实到位。你看世界上,不管是北欧还是古巴,各自有一套保障民生的办法,古巴很穷但古巴人上学不要钱。只有把国民收入分配好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是纳税人,是国家税收的创造者,每个纳税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来过问财政的分配状况。
第二个是财政预算法。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钱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就是列入了,有的也不严格执行。你看现在每个市、县、一些大的企业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所谓“跑部钱进”。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部委自由裁量、自由分配各种财力的权力太大了,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给 多少。对地方来说“不跑白不跑”,穷省希望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要跑,富的省份给国家上交了几百亿上千亿,不要点回去也感到不平衡。于是大家都在跑。我们现在动不动公款请客,甚至公费请亲戚朋友吃饭。这看来是个小事,实际上是个大事。你看国外,招待费用有一定的预算,比如一年给你一万美元的招待费,吃完了你再请客就要自己掏钱。这样就不可能太浪费。因此需要预算法,把总盘子封好,封好之后具体到每笔钱怎么用,要透明化。这样一来,也没必要跑了,因为跑了也没用,也不可能多给你。没有预算法只能加剧腐败。
收藏正值"牛市" 小人书二角三卖到一万五
 www.chinaneast.gov.cn 2008年04月01日 来源:华商晨报
(拍到1.5万元的《程咬金劫皇纲》其当时定价仅为二角三分)■王莉 摄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小人书”! 正是这种“小人书”情结,推动连环画收藏走进“牛市”。
在28日举行的2008中国(沈阳)连环画大型拍卖会上,原价0.23元的“小人书”被炒到1.5万元。
最后半小时出现“标王”
昨日上午,沈阳中街附近一家普通的酒店内,100多位竞拍者虎视眈眈地盯着台前摆放的120多件拍卖品小人书,竞拍者来自全国各地,拍品大多由沈阳连环画收藏家乔善良先生收集而来。
9时许,拍卖会正式开始,第一件拍品是1984年出版的《通俗前后汉演义》,起拍价是2600元,多名竞拍人对这件作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从2600元一直加价到6000元,此时一位竞拍者直接喊出“8000元”,其他竞拍者纷纷无奈地盯住这位竞拍人,他最终以8000元钱成交。
不过,整场拍卖会的最高潮出现在一个小时之后。
1985年版本的《钗头凤》起拍价只有1500元,一开始起拍时有四五位竞拍者在角逐,但价格到了2500元以上后,现场只剩下1号和89号两位竞拍者在角逐,两人每次以100元的加价不断向上竞拍,持续了能有3分钟,接近最后的时候现场响起一片掌声,最终志在必得的1号竞拍者以4900元的价格拍走了《钗头凤》。
此后的半个小时高潮迭起,出现了4件“标王”,均是上世纪50年代的版本,最终都以1.5万元成交。
《程咬金劫皇纲》:起价8000元,1956年出版,当时售价0.23元;
《宋襄公》:起价11500元;
《斯巴达克》:起价4500元;
《岳传》:起价7000元。
美国男子大白天在花园与餐桌"做爱" 面临4项指控
2008年04月01日 15:07:46  来源:中国日报网站
普赖斯与餐桌“做爱”面临指控
“你以为你什么都见过,但这个世界总有你想不到的事发生”,美国俄亥俄州贝尔维尤镇的一名警官如是说。令见多识广的警官都发出如此感慨的是一位名叫普赖斯的当地男子,他青天白日就敢一丝不挂地在自家花园里“做爱”,而他交欢的对象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情人,而是一张野餐用的金属桌!目前普赖斯
因涉嫌在公共场所有猥亵行为而面临指控。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贝尔维尤镇警方负责人马特?约翰逊介绍说,普赖斯被人拍到全身赤裸出现在自家的花园里,随后他把一张野餐用的圆形金属桌放倒,并利用本来用于放置雨伞的洞开始与桌子“性交”。此外,他还四次被人看到白天与家具“做爱”。据悉,普赖斯现年40岁,已婚并有三个学龄子女。
而令普赖斯的邻居们气愤的是,他家就在学校附近,如果他的“变态”行为被学校的孩子们看到将是多么可怕的事,因此一些邻居强烈要求警方立即将普赖斯抓起来。一位名叫布莱斯?雅各布的邻居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我对他没有被立即关进监狱感到生气。他还会那么干的,离学校这么近却赤身裸体,这令人完全不能容忍。”
警方表示将会把普赖斯送上法庭,他涉嫌公开猥亵而面临最多四项指控。但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案例的当地警官们不禁感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近年来,美国还发生过一些类似的奇特性嗜好案例,一些人似乎对没有生命的物体“情有独钟”。去年,一名男子试图与广场花园的栅栏做爱而引发纷争;还有一名男子更“大胆”,他竟要和一辆自行车性交!(李卉)
“文字游戏”难掩“藏独”本质
2008年04月01日 07:27:30  来源:人民日报
“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的图谋。”“我要再次重申:我对中间道路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说这话的达赖,既“坚决”又“无辜”。
达赖确实是“坚决”的。就在他讲话的前几天,在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中,不法分子呼喊着“西藏独立”口号,打出了“雪山狮子旗”这一
“藏独”标识;就在他讲话的前几天,几名“藏独”分子闯入希腊北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现场,“抗议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而这都与他“行动起来”,“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的煽动相关。
尽管达赖一再表白自己“无辜”,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不谋求西藏独立”的谎言早已被达赖集团自己戳穿——
如果真的“没有分裂西藏的图谋”,为何贯穿“西藏独立”宗旨的《流亡藏人宪法》,始终被达赖集团及其追随者们奉为行动指南,其中“建立国家”与“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的提法,几十年未有改变?
如果真的“没有分裂西藏的图谋”,为何“西藏流亡政府”从1959年至今,不仅未曾萎缩,反而不断强化,从最初的4个部,增加到内政部、外交与新闻部、财政部等7个部?而国外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种种指令,都是以“西藏流亡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
如果真的“没有分裂西藏的图谋”,为何每逢达赖集团的重大活动,都要大唱宣扬“西藏独立”的“国歌”、升宣扬“西藏独立”的“国旗”,“西藏独立”思想的灌输一刻都没有停止?为何近几年,达赖集团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声明、访谈中,仍不时称西藏为“国家”,将西藏与中国并列的口气从未改变、一以贯之?
人们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自以为形势有利的情况下,达赖“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的直白“宣言”;人们也还记得,“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直到1951年,西藏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悍然叫嚣。
一方面玩着文字游戏,到世界各地宣扬“中间道路”“非暴力”,表白“没有分裂图谋”、“不谋求西藏独立”;另一方面却鼓动“藏独”分子制造事端,赤裸裸地暴力相向;或者借奥运向中国政府施压,达赖集团的手法可谓灵活多变,但目标却始终如一,那就是“西藏独立”。
半个世纪以来,达赖集团的“文字游戏”也会根据境内外形势变化进行调整,不断变换方式。“恢复西藏特有的自由和独立地位”也好,“高度自治”、“真正自治”也好,“中间道路”也罢,都是他们巧妙变换的文辞,最终目的都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藏独”实质没有任何改变。
有时候,达赖集团并不讳言“藏独”的图谋。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曾道破“真正自治”的真正目的。他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达赖集团主办的《西藏杂志》编辑顿珠次仁也在文章中承认:“达赖喇嘛西藏和平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的要求,无异于西藏独立。”
达赖集团几十年的言行表明,他们从未放弃分裂主张、停止分裂行动。所谓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说辞,只不过是欺骗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压、骗取西藏和其他藏区民心的口号而已。
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世界,企图以虚伪的言辞和文字游戏掩盖真相是行不通的。假的就是假的,包装再“精美”,手段再老到,也掩盖不了“藏独”的分裂本质。(何振华)
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权力下放是反腐的根本措施
2008年04月01日 15:05:30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打破小金库
《瞭望东方周刊》:惩处集体贪污法又做何解?
刘锡荣: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财政困难,国家拿不出太多钱,买车子、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等等都缺钱。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确立了财政分灶吃饭的办法。这种体制有好处,能调动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但也容易滋生腐败现象。我们现在“小金库”现象突出。各个单位千方百计增加小金库,小金库越大,单位的日子就越好过,领导的选票也就越高。不搞创收的领导,下属房子分得小,条件差,福利低,他的选票也低。这个小金库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服务。为了这个小金库,国务院要求放权,地方不放。他们把审批权变成备案权,把国税变地税,把税变为非税,把预算内变预算外,把国家利益变成小集团利益。总之,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一挖国家的,二拿老百姓的。小金库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与我们国家没有设立惩处集体贪污法有关,出了问题,集体挑担子。这个纽带不打破不行。我们现在搞公务员工资改革,限高、拖低、对津补贴进行规定。但现在我们发现一些地方正悄悄地在回潮,因为小金库在,不分白不分。
《瞭望东方周刊》:你呼吁的第四项法律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舆论已经热议多年,你有何新见?
刘锡荣: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判刑5年。一些腐败官员就钻法律的空子,死不开口,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比如一个官员贪污了2000万,如果说了,他可能获极刑,但要是不说,最多获刑5年。而在一些国家,公务员如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旦发现,视同贪污受贿惩处。如果能彻底落实财产申报,上任的时候就要申报,当时是多少,离任的时候是多少,清清楚楚,官员就不敢大肆贪污。当然作为配套,对资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也要相应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最后一项是行政机关编制法,为什么要立这个法?
刘锡荣:解放前一个县机关100多名干部算是大县了,现在四五百名干部的县很多。当了领导就配秘书、小车,哪怕小小的“县太爷”也不得了,换房子,换办公室。还出现过一个县长配17个副县长的情况,封官许愿,增加人民的负担。国外一个局长想多进一个人,除非把自己的工资给他,因为他们有编制法牢牢控制着。我们现在来一个人,先用小金库的钱养起来,等编制一松动就挤进公务员队伍。西部某省一位官员在担任人事厅长时,把15个亲戚 “农转非”安排到机关当公务员。上行下效,这位官员老家的一些官员也纷纷安插自家亲戚当公务员,最小的居然才5岁。所以,必须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一旦确定职数,一个都不能超。有人说,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与世界相比并不算大,但数量无限增加,百姓必然不堪负担。历史上,哪个朝廷如果官员队伍膨胀得太厉害,就有垮台的危险。
总之,不能因人设事。我在会上也说,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如果没有编制法做保障,说不定哪天认为哪个工作重要,又冒出一个什么局来。现在拍脑袋设机构、定编制、定职数,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严重,最后都是人民埋单。
下放权力是根本
《瞭望东方周刊》:听你的这些阐述,总的印象似乎反腐败根本的不在纪检部门,而在纪检部门之外?
刘锡荣:我认为腐败既有个人的问题,也有制度上的问题,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是第一位的。制度是存在,人最终是存在决定意识。教育也需要,但是如果没有制度作为配套,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些建议有一条主线,就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
刘锡荣:中央三令五申不能搞三乱,但是有的地方仍然暗中搞指标。所有的腐败根源都是权钱交易,有权力寻租空间,就有暗箱操作。所以,权力的下放是根本的措施。要消灭腐败,一要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二要靠市场机制。由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不是权力。
如何鉴别政府创新与政治秀
2008年03月28日 09:05:06  来源:南方日报
3月26日,在首部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和谐社会与政府创新》的发布会上,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强调指出:“政府创新不能搞政绩工程,切勿搞政治秀。”
作为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俞可平教授近年来组织评选了许多具有实践价值和开创意义
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他认为,中央的制度政策给地方留了很大的制度空间,地方完全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从各地实际出发,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改革等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不过,他对有些地方政府借“创新”之名大搞政治秀的行径亦有深刻的认识,这位知名专家的提醒再次让人们警惕各种“伪改革”。
有关政治秀或者“伪改革”的危害,长期以来人们的论述深刻,认识也很全面,正如俞教授所言,那些借改革之名所搞的作秀工程、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已经不是简单的劳民伤财,还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鉴别真创新与政治秀,并在此基础上自觉防范作秀工程,抵制“伪改革”。笔者认为,可以从改革的主观愿望、改革的决策过程、改革的实施方案、改革成败的评价标准体系、对民众不同意见的反应情况等多方面来进行观察分析。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深层次矛盾充分暴露的历史阶段,此前,原有的几次重大改革,澄清了诸如市场与计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模糊认识并因此取得了思想上的突破和行动上的效果,但这也给进一步改革构成了新的挑战,因为,改革总得有创新,固有领域创新了,就得寻找其他途径创新。于是,有的地方官员就因此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为了改革而改革,在已经很规范的领域标新立异,故意整点儿动静出来,其目的不是为了真正在所改革的领域取得进步,而是为了产生诸如轰动效应、个人英雄主义等效果。这种改革,就是典型的伪改革。
改革是一个科学、系统的决策过程,一项真正的改良,离不开前期的详尽调研、充分论证,也离不开系统性的制度安排。而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进行改革,屁股指挥脑袋,随意决策,很多改革举措在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方面自相矛盾,这样的改革,也是伪改革。
改革决策定下来之后,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实施。历史的经验证明,一项成功的改革,必然在实施过程中注重统筹兼顾,主次分明,注意利益调节。如果一项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只服从长官意志,或者只照顾少数部门的利益,这样的改革,同样是伪改革。
衡量改革成败的因素是一个系统指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看是否有利于最广大民众的共同利益。历史证明,违背这两点价值标准的改革,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做得多么光鲜,最终都会被历史抛弃,这样的改革,轻则劳民伤财,重则开历史的倒车,显然还是伪改革。
改革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看民意的反应和改革主导者对民意的尊重程度。有的改革,比如政绩工程,的确能给人带来某些方面的一时兴奋和激动,但时间一长,民众的反对声就出来了。如果改革主导者不能正确对待民意,甚至压制民意而一意孤行,这样的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更是典型的伪改革。
认识到上述方面的规律后,我们就能对当下充斥于人们视线的各类改革明辨真伪,从而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是配合还是遏制。(陈杰人)
有感于温总理给权力“上铐”
2008年03月28日 13:18:3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温家宝在新一届政府首次廉政工作会上强调: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
国务院25日下午召开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发表讲话。温家宝指出,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必须把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3月26日《人民日报》)
温总理在总结过去五年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必须把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这为2008年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惩治腐败,必须“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抓查办违法违纪案件),而重在防患于未然。温总理“剑”指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给它“上铐”,抓住了防腐“源头”,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权力,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也指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是代表本单位、本部门行使权力的个人,其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所以,这样的权力,是公权而不是私权,应当代表人民行使权力,造福于人民,造福于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力如果失去监督制约,就很可能造成掌握权力的主体以权谋私,使公权私有化,侵犯和损害人民的利益。
以往的教训就在于,我们往往偏重于用权力造福于人民,服务于国家和经济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失去监督的权力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的一面,结果出现权力腐败。“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社会、一个单位出现腐败现象的最基本规律。譬如,现实中不难看到,有些单位往往注意执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而忽视了个人对组织、下级对上级监督权力的行使;重视了组织对个人、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作用,而忽视了个人对组织、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作用,这就必然出现权力倒挂现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要有保证权力公开、透明行使的机制,有遏制权力“暗箱操作”的强有力制度。因此,扎实推进廉政和反腐败工作,必须给权力上制度“铐”。只有这样,才能对权力的行使与运用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防止滥用职权,防止把公权变为私权,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网友:付 彪)
“表态文化”的根由与优化
2008年04月01日 09:08:16  来源:北京日报
政策、政令的传达执行,离不开“表态”,然而不少表态流于形式,空话、套话、口号连篇,这大大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立即表态
2008年,列席广东省人大分组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审议两院报告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组的一名省人大代表为表明自己没有这样的看法,其间打断他的话:“这话可是你说的,不代表我们的意见。”李永忠在开全国“两会”时就曾对司法系统的问题提出过建议,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指出,这个代表说得很好,敢说实话!
人大代表代表一方百姓,一个代表议案往往是千百万人民的呼声。像李永忠不说官话、套话、大话,这样的代表应赢得尊重。相反,个别人大代表习惯当举手代表,即使表态时也没有什么有针对性的发言,更遑论有建设性的议案,应该批评。对于民生问题,往往也是喜欢在群众面前表态,似乎一表态就说明问题得到了解决,民众也欢欣鼓舞;有时候一个部门开会,也是一个“表态的大会”,解决问题的很少,中国的“表态文化”在官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表态文化”是个中性概念,无所谓褒贬,我们也应该辨证地看待。表态在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是存在的,但 “表态文化”消极的一面值得我们重视和警醒。
“表态文化”的五种类型
“表态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实践型、政治型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若干方面的行为。
一是“完全赞成、衷心拥护”型。其特点是对于上级的指示、精神,表现出无条件认同,绝对服从。这种表态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上级党政会议的决策和精神,以及上级文件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级党政机关的文件。这往往是由“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原则所决定的,因而这种表态是必须的和必要的,但有时会流于口号化、形式化。数年前,有一“犯事”的县委书记在外地法院受审,“书记”在进行完自我辩护后,忽然下面一位旁听的原下属局长热烈鼓掌,事后问及为何鼓掌,回答让人哭笑不得:领导一讲完就鼓掌,习惯了!
二是“全面贯彻、坚决执行”型。其特点是对于上级的指示和精神,表现为全面认同,并有相对比较切实的贯彻执行措施。这种表态所涉及的对象,既有上级党政会议的决策和精神,更有上级领导个人的意志,特别是有直接的上级领导的施政意图。这既有与上级“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要求,也有与上级领导个人意志保持一致从而形成好印象的动机,因而往往会比较自觉地制定贯彻落实的措施。这种表态,尽管也有口号化、形式化的特征,但一般会有比较具体的内容和相对切实的措施,如现在只要中央关注某一事件,地方有郑重作出“承诺”的,有下“铁令”的,也有立“军令状”的,其中有实事求是的,也有难脱表态应付之嫌的。原因在于这种表态不仅是对上级机关负责,而且更是对具体的上级领导个人负责。
上述两种“表态文化”类型,由于是“下”对“上”,所以自觉认同、唯上是从的特色十分明显,官员个人的创造性、独立性相对比较薄弱,“个性官员”相对较少。
三是“认真研究,迅速处理”型。经常看到我们的一些官员在应对公共事件、突发紧急事件,特别是恶性的治安、安全、交通、卫生等事件带着命令式的口吻要求相关部门给出合适的处理结果。这种时候,表态者往往具有很强的原则性,态度强硬,立场坚定,时限和措施都相对具体,并可能有创造性的思路和措施,表现出较大的独立思考空间和能力。当然,不可否认,“认真研究,迅速处理”,有时也会成为搪塞民众、虚与委蛇的托辞。
四是“研究协调,妥善处理”型。其特点是有明显的商量口吻,要求涉事部门和人员,根据有关政策法规的精神或国情民性、社会舆论甚至风俗传统,顾全大局,协商解决问题,而不能激化矛盾、制造冲突。这类表态,往往不具备强势的命令色彩,也没有上对下的呵斥姿态,其结果一般都以涉事部门和人员相对收缩自己利益,调抑情绪和要求而告终。
五是“大声嚷嚷,高调宣扬”型。其特点是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和精神,特别是对于上级领导个人的指示,高调表态服从;对于群众的利益和诉求,高调表态解决;对于传媒的报道,高调表态理解和支持。这种类型,既有可能是真正解决问题,也有可能是口惠而实不至,宣传而已。从根本上讲,这种“大声嚷嚷,高调宣扬”型,具有明显的作秀色彩。
“表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就“服从式”而言,除了政治上的考量、要以“政治上保持一致”为表现外,和我们现行干部制度本身有关。“一把手”说了算,强调下级对自己的服从和绝对尊重,是一个重要原因。就“命令式”而言,除了令行禁止的施政要求外,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上对下的俯视,也是重要原因。就“商量式”而言,除了民主、协商的温情和友善外,有时不敢负责、不真抓实干,也是重要原因。上述无论哪种类型,都不可简单地、绝对地说是好还是坏。总体上讲,是良莠并存。但就其不良的方面而言,是和我们干部队伍中个别人素质不高以及干部选拔机制存在的弊端有关。温家宝总理说过:我们现在很多问题与干部制度有关。确是一语中的。
官场“表态文化”中的话语模式的形成,除了上述现实的原因外,其实还有历史的原因,亦即有其深厚绵长的文化传统因素。其中,“大一统”、保守持重、不敢出人头地等,是重要原因。
中国素有“大一统”的情结。这个情结,既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文化上,更表现在官场话语方式上。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在官场上,便是形成了模式化的官场话语。隋唐科举制度的实行,更是增强了官场话语的模式化和程序化特征。封建社会官员话语模式的总体特征,就是唯上是从,对上唯唯诺诺,对下颐指气使,缺乏个性色彩。对当今的影响,就是我们个别官员重视形式,崇尚整齐划一,唯上是从,话语没有自己的个性色彩,甚至千篇一律,成了新的“党八股”。这大大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政治型文化中的保守持重、不敢出人头地、唯恐“招风”的因循守旧思想,也对当今“表态文化”中的官场话语模式有深刻影响。怕人家(主要是上级领导)说自己不稳重,怕承担责任,怕得罪上司,怕枪打出头鸟,这样发展下去,简单化、片面化、极端化的最终结果,就可能削弱党的政治生活的活力,窒息党的文化生命,害莫大焉!
“表态文化”应如何优化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官场,都有其特定的“表态文化”,从而有其特定的话语模式。因此,“表态文化”不必也不可能消解,而只是应当改进,应当提升其品位,改善其素质。换言之,是应当优化“表态文化”,优化这一文化中的话语模式。简要地说,就是要反对新的“党八股”,有序扩大党内民主,改革干部制度(特别是干部选拔模式),培养独立人格,鼓励个性官员,制衡官员权力,提倡勤政反对懒政,进一步清除封建官场文化的余毒,提倡并鼓励“表态文化”的多样化,等等。若能如此,则“表态文化”就会优化,就能成为我们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从而有力地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李宗桂/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漫画选自《中国廉政文化网》)
买来的官为什么还能继续当
2008年04月01日 10:20:14  来源:南方日报
中国官场两千余年来一直保有着一些显规则和潜规则,其中买官卖官历久弥新。当然这是现在的称法,在古代则叫做卖官鬻爵。古代和现在的买官卖官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相同的地方在于都存在私相授受的潜规则,不同的地方在于古代还有政府卖官,也就是制度性卖官这样的显规则。
凡有卖官者必有贪官。但贪官
的历史和卖官的历史又有所不同。贪官历史似乎更为悠久,大致有几种说法:一说始于汉时;二说西周已有贪污受贿的纪录;三说起始于出现统治阶级的殷商;四说尧舜时期就诞生。而官家卖官的历史据《史记》记载,缘自秦始皇4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的规定。政府卖官的名目很多,西汉称“以赀为郎”,唐称“入粟助边”,宋代名为“进纳”,明曰“捐纳”,清代叫“捐官”。但不管名称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买官卖官的历史和贪污受贿的历史都是绵延数千年,经久而不衰,一直到今年依然屡禁不绝。有买官卖官行为,就必然有贪官。
不过,时代变迁,今天的一些公案确实让人不得不拍案惊奇:买官卖官行为暴露,卖官者入监牢,而买官者居然可以依旧身居原位,并且继续掌握审判裁决这样的司法大权。事情发生在安徽省阜阳市。2007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相继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可是直到今天,靠给这几位中院院长行贿买官来做的几个人,竟然毫发无损,戴着买来的“乌纱帽”安然无恙,其中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何涛、颍上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松涛就是典型代表。何涛曾连续向刘家义、张自民两任中院院长行贿15次,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当上界首市的法院院长。然而,腐败窝案判决半月后,在2007年2月召开的界首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换届选举中,何涛却得以连任。李松涛的当官历程则与何涛几乎雷同,同样在买官卖官案暴露后保有原职。现在看来,卖官入狱,买官无忧,既算是奇谈,也算是对买官者的一种嘉奖了。
这却是一种见不得光的嘉奖。便是在古代,污吏一旦事发,政治生命也就宣告结束了。比如汉元帝时曾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这意味着那时还不能像今天这样经常搞一些此地落任、易地为官的变通之术,至于出了事还安坐钓鱼台,则更是难以想象了。那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何涛、李松涛们可以坐稳买来的官呢?
抛却买官者再次行贿以寻求保护的几率之外,我们必须关注到当今中国法律存在重打击受贿者、轻打击行贿者的惩罚模式。翻阅报章,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公职人员因受贿而被判刑的案例,但行贿者被判刑或受到严惩的却很鲜见。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0年三年间,广东省各级法院一审共审判1065人,而行贿被告发的只有49人。不独广东如此,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情形,比如上海近年来立案查处行贿的数量也只占立案查处受贿数量的10%-15%,而安徽的情况也差不多。这大致就可以从制度上理解为什么何涛、李松涛还能身居原职了。
毫无疑问,这是不合理的。其中既存在非制度因素,也存在制度因素。但归根结底,选官制度不科学、朝上不朝下是最大的弊病。只是,如果买来的官可以高枕无忧,那出钱买官者不是越来越多、及至汗牛充栋了吗?这却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放任买官者个个有恃无恐、持币出击,官场也就混乱不堪、腐败丛生了,而民众又怎堪这样的一波又一波的纷扰?(周虎城)
行贿者连任:一盆污血有何换不得
2008年04月01日 09:46:23  来源:广州日报
就算“大换血”造成工作瘫痪,又有什么呢?这个不瘫痪的官场还能够为民众做事吗?
就算我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也无法不惊讶这个新闻。
新闻说,安徽阜阳市中级法院腐败窝案判决后,行贿者官位稳固,判决书中列名的行贿人仍然当着法院院长。
这种事
情臭不可闻,这一点没有人怀疑。很多人说,这事情是制度的问题。我想,不能说这个说法有什么错误,但世界上的制度无论有多少种,难道有哪一种制度会坏到不足以阻止一个人所共知的行贿者坐在法庭上吆五喝六?就算官场勾心斗角,也应该可以让这样的货色从法院院长的位置上滚下来吧。
行贿买官,丑行昭然,当事人没有辞职,组织没有勒令他下台,人大代表仍然选举他上任。白天撞鬼,也不过如此。污秽之行,达到这个地步,当事人不知羞耻,其他人也不知羞耻。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不要说“权力的合法性”,不要说“制度”,只讲一讲起码的政治道德,焉能至此?
当然,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一个民众参与不充分的制度,无论有多少叠床架屋的约束和监督,也不足以避免权力污浊,而且它会向世界展示政治道德能污秽到何种程度。纪检、监察、人大、政协、党委、群众意见……还有多少可供列举的监督措施呢,最后秽行满身的人还能稳坐台上。
有人迷信“垂直领导”,认为事情弄得糟,是横向监督不力;有人迷信异地为官,认为官员乱做事,是因为在本地容易结伙。那么多买卖官位的,也没哪个不是垂直地买卖。官员要异地交流,但在当下,腐败行为难道有官员属本地或异地之别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种种设计,就是没有一个让民众能够直接起作用的设计,难道那是一条绝不符合国情的路吗?
纪委官员说,那些行贿者已有多时悬着,“去年,市里最后决定,给这些干部下结论,给他们一颗定心丸。不能让他们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影响工作。”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留任,“包袱没了,再也不怕别人告状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买来的乌纱帽在这次结论之后,真正的合法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得到了升迁”。
一个结论,买官卖官就合法了,包袱就卸下了,民众的意见就是包袱,不仅要卸下,如果你不肯卸下,恐怕还要备尝“阶级专政”的铁拳,机器可是掌握在这些买卖成功了的人手里。
“如果大换血,将导致一些部门瘫痪,要正确把握度,毕竟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要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啊呀,原来,一旦买官卖官者都倒台,阜阳那个地方就要“大换血”,就要瘫痪,这算不算政治机密啊,民众所言“挨个抓有冤枉的,隔一个抓有漏网的”算不算糊涂认识啊,“有一个查处一个”算不算放空炮啊?
好,就算“大换血”造成工作瘫痪,又有什么呢?这个不瘫痪的官场还能够为民众做事吗?“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有什么不容易,不就是做官位买卖嘛,这也算培养?要说不容易,估计也就是大家都穷,出一个买得起官的人不容易罢了,那买官的钱又是从何而来呢?舍不得“大换血”,是这些污血有多么宝贵,还是这些人打点的不止那几个落马者因而换不得?
当我对阜阳行贿者稳坐官场感到惊讶时,有朋友说这是因为我未能理解“神奇的土地”的深刻含义。我颓丧不已,认识要深化到怎样的地步,我不得而知。(刘洪波)
“股神”巴菲特的家“有损市容”
2008年04月01日 08:30:52  来源:现代快报
巴菲特“有损市容”的“豪宅”
亿万富翁的住宅都是什么样的?“股神”巴菲特会告诉你,他的房子很简朴,甚至“有损市容”;甲骨文公司CEO艾利森会说,他的房子能“流芳百世”,而他的公司却不一定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至于地产大亨特伦普,他会说,他的家一定是离办公室最近的,只要坐上电梯就能上班。
生活非常简朴
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哈马的欢乐谷,有一幢用灰泥粉刷的小房子,这就是全球首富巴菲特的家。巴菲特的住宅购于1958年,耗资31500美元,屋内只有5间卧室。
巴菲特的身价达到了620亿美元,相当于克罗地亚和约旦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但让人们难以想象的是,巴菲特所居住的地区却被当地政府列为“有损市容”的地方。
巴菲特的生活非常简朴,在香港出差的时候,他还用宾馆赠的优惠券去买打折的面包。家人给他买件新衣服他却拿去退掉,他认为自己的旧衣服虽然已经穿了好几年了,但还能继续穿。
低调也值千万
像巴菲特这般简朴的亿万富翁很少见,不过,很多超级富翁都努力保持低调生活。计算机巨头迈克?戴尔宣称自己生活很朴素,但他还是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建造了一幢被当地人称为“城堡”的豪宅,因为这幢房子被高墙包围,还有警卫严密看守。
虽然他曾经表示这所豪宅的总价值达到了数千万美元,但是当地的税务人员为它估出的价格为1200万美元,这也让爱面子的戴尔先生着实生了一次气。
希望流芳百世
美国甲骨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艾利森是绝对的日本文化“粉丝”,他的日式豪宅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伍德塞德,占地23英亩,共有10幢日式风格的小别墅,整个建筑群耗资达1亿美元。
在硅谷,艾利森还拥有两栋日式宫廷豪宅,可艾利森仍未满足。近几年来,艾利森还在加州马力布的海滨收购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耗资估计已经达到了2亿美元。
艾利森表示,日后,他很可能会因为兴建了这些豪宅而不是因为创立甲骨文公司的事迹而留名后世。“花园能保存数百年,而公司不能够。因为人们会喜欢并小心照看花园。”艾利森在自传中写道。
奢华推高房价
今年初,以色列钻石大亨列夫?雷维夫斥资6500万美元,购得一处位于英国伦敦汉普斯特德区的豪宅,据称这是目前英国售价最高的新建豪宅,价格差不多是伦敦市中心地价的两倍以上。屋内有7间卧室,外加室内酒吧、室内电影院、美发沙龙和一个铺设了镶金瓷砖的游泳池,房屋的奢华装修和丰富的设施都推高了住宅的售价。
钢铁大亨米塔尔在伦敦的高级地段肯星顿地区拥有一幢豪宅,内有12间卧室、土耳其浴室、舞厅和一个用珠宝镶嵌底部的游泳池。据称,宅内的一些柱子和地砖同印度泰姬陵使用的石料出自同一地点。有了这些附加设施,这幢豪宅才能开出1.24亿美元的天价。
而如果想要进入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豪宅,你必须要爬84级台阶,宅内有网球场和保龄球馆。
最爱商住两用
更多的亿万富翁喜欢在自己买下的土地上工作、生活。曾执导《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好莱坞导演乔治?卢卡斯在美国加州的马林郡建造了自己的电影后期制作公司。而卢卡斯本人,则居住在这块土地的主屋里。
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伦普也是工作生活合二为一的典型。他的家安在纽约曼哈顿的特伦普大楼里,屋内以大理石和黄金装饰,造价达5000万美元。
由于公司和家同在一幢大楼里,特伦普只需要走进电梯就能直达自己的办公室。
大盘反弹为何总是来去匆匆?
2008年04月01日 10:37:21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3月28日好不容易出现的股指大幅反弹,在31日又一次“无功而返”,上证指数大幅低开,全日下跌了3.00%,3500点再度失守。
今年1月中旬从5500多点跌落下来,上证指数在2月4日、3月20日曾经出现过两次较有力度的反弹。其中,3月20日触及3516点的反弹,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
,调整的底部得到确认,短期内不可能再碰。然而,指数不争气,没隔几天就跌破了3500点。3月28日股指破3400点后反弹4.94%,让投资者似乎看到了希望,当日收盘报于3580.15点。但这一反弹成果与之前两次一样“脆弱”,在31日就把3500点的“底部”给跌破了,上证指数收于3472.71点。
有的投资者感到十分困惑,为何指数反弹如此缺乏持续性?首先要看的是,3月28日为何出现大幅反弹。其实,有投资者在31日开盘前就指出,上周末的利好消息无一兑现,靠什么来继续支撑大盘?从最近的舆论看,要求管理层出台利好政策的呼声和建议越来越强烈。有观点甚至提出,“拯救股市就是拯救中国经济”。然而,舆论的“逼宫”,并没有使利好政策如期而至。印花税下调,依然是市场传闻之一。有香港媒体报道称,“国内监管部门正在研讨相关政策,其中印花税调整方案已获通过。据悉,目前双边征收印花税的方式有望改为单边征收,至于推出时机,则将依市场情况而定。”
反弹是为了“赌”利好政策的出台,待一个平静的双休日过后,其结果可想而知。投资者非常关心印花税是否下调,可更严重的问题是,股市下跌已在局部出现“恶性循环”。
现象一:部分机构退出的行动难以停止。保险公司是最典型的退出者,去年靠股市赚得“盆满钵满”,今年明知“山中有虎”,当然可能“后退半步”。作为国内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中国人寿3月26日公开宣称“减持股票”,第二天,大盘便重挫近200点。中国人寿随后澄清说,“我们没有要减仓”,经过几轮调整之后,正考虑在目前的点位进行建仓的操作。
上述消息是真是假,核实的意义不大。应该知道的是,市场大跌而不知减仓,是散户才犯的幼稚病,机构投资者不会心甘情愿地做“活靶子”。
现象二:股市调整影响到部分上市公司的报表。去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共实现净利润5655.87亿元,有可比数据公司同比增长高达66.93%,是支撑牛市行情的最大支柱。但在这漂亮业绩的背后,上市公司前三季度股市投资收益在1700亿元左右,包括浮盈和已入袋的利润,占到了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的三成。“成也股市,败也股市”,大盘震荡加剧,在去年第三季度就已导致上市公司净利润较第二季度环比负增长。如今随着今年一季度报表的即将披露,投资者的乐观期望远不及去年。
在近期的市场担忧中,已有部分上市公司因此被看空。去年前三季度借助投资收益而业绩暴涨220.18%的雅戈尔,甚至遭遇海外媒体的嘲讽,称其“除股票投资业务外,该公司的其他业务都已变得无足轻重。”应该说,雅戈尔的证券投资进入时机较佳,目前的股市调整对其只是浮盈减少的影响,该公司获得大量股票兑现的收益,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股市走熊对雅戈尔的“流言蜚语”,警示投资收益占比偏大的隐患,可能成为今年拖累股市的负面因素之一。
牛市既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利好政策捧起来的,是上市公司业绩支撑的。在目前的内外经济形势背景下,已被股市调整“咬伤”的投资者难免更加谨慎,而不会轻易地积极响应市场反弹。3月28日,中国石油等权重股“一马当先”,中国人寿还差点涨停;31日,中国石化在下午2点左右一度带动大盘反弹。可这些在本轮调整中受“伤害”较重的权重股,一时很难让人气重新聚集起来。31日,中国石油、中国人寿等再度走弱,让投资者更加意识到目前只有反弹行情,而没有反转行情。(张炜)
王志文迎娶5000万年薪爱妻 婚宴仓促花费14万
2008年04月01日 09:01:37  来源:东方早报
[提要] 王志文今日在上海迎娶比他小十多岁的陈坚红。新娘经营车行,年收入5000万,婚车将有兰博基尼等名车上阵,而婚宴在两个半小时准备中就花费14万元……
昨日,陈坚红躲避记者镜头。早报记者史训峰 实习生王浩然图  
王志文今日迎娶“女强人”陈坚红。
王志文今日将在上海迎娶比他小十多岁的新娘陈坚红。之前媒体传言王志文是“奉子成婚”,但昨日记者从陈坚红亲戚处获悉,陈坚红并没有怀孕,她在结婚前一天还去上班。
亲戚否认陈坚红怀孕
昨日,记者走访了陈坚红小时候居住地———茂名北路小弄堂,现在这个地方由陈坚红的亲戚居住。她的亲戚不愿意多透露陈坚红与王志文的婚事,只表示陈坚红前几天才告知其婚讯,今日下午4点,陈坚红将派人来接他们去参加婚礼。在亲戚眼中,陈坚红从小就是美人胚子,性格外向,很有男人缘。提及陈坚红怀孕的传闻,亲戚称这是小道消息,“要是怀孕,她妈妈早就和我们说了!”
随后记者赶到延安西路上陈坚红经营的车行。虽然今天就要结婚了,陈坚红一样忙于工作,她下午1点

第2楼 2010-02-03 00:21 Rob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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