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用不死药为什么能在唐朝盛世时风靡一时

[第1楼 PID3729] 2008-05-20 18:43 少林 写道:

服用不死药为什么能在唐朝盛世时风靡一时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还需要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839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亮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颖，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阴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额手称庆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

　　饥来吞热物，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

　　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

　　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馀皆付天。

　　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

　　如元稹杜元颖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三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胁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简直不可思议的，没有号召，没有动员，没有开大会，也没有听传达，忽然间，打公鸡血，喝红茶菌，站鹤翔桩，作甩手疗，乃至于耳能听字，眼能透视，特异功能，五花八门，凡诸如此类的荒谬，无不望风披靡。现在想想，与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药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公元7、8世纪的中国人和20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存在着多大差别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是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第2楼 PID3729] 2012-08-20 19:27 Rob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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